李跃华:治理大国的“知行合一”

李跃华

确实,中国当下的改革发展、社会转型,因其体量大、传统与技术变革等因素,有着极其复杂的困难及挑战,这既需要高明的智慧治理国家,也需要有极强的毅力和坚强的心态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解决之,做到“知行合一”。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多次提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指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强调各级干部在实践中推行“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中纪委也在其网站刊登多篇关于王阳明“心学”的相关文章。近观中国国家、社会领域发生的新闻,切身感受到治理大国的“知易行难”,也更加体验到“知行合一”的重要性。

先是5月10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在中国社会里被广泛转载和讨论。该文直面现实,坦诚中国当下经济没有“开门红”,也不是“小阳春”,未来几年是“L”型走向。该文还对当下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债转股”、“僵尸企业”等。

在对这些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该文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长久之策,不看阵痛,要避长痛。因为此篇文章对当下问题及形势坦诚及客观的看法,赢得了社会民众很多赞同。

坦白讲,也正是在看了该文后,笔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中国当下所谓智库很多,但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说,多是中央政策的论证和宣讲。自习近平提出“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之后,一时间中国各大智库、专家,及媒体,发出很多关于此命题的文章。但是,看了之后还是有云里雾里的感觉。这篇“权威人士”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笔者读了后对当下中国经济遇到问题体会更深,更加明了“供给端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

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央政府对此有清醒认识,为何当下中国经济遇到很多问题呢,甚至有媒体用“改革胶着期”来形容当下中国改革的进展。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古代中国有“山高皇帝远”的形象说法,说明中央政令统一的重要性。

改革艰难体现在“自我革命”

当下中国正在向现代中国迈进,政府建制更加健全的另一面,是机构的完备与繁杂。而且众多部门、地方政府在长期实践中也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央政令在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能否如实推进下去,面临种种困难。改革的艰难,就体现在总理李克强所说的“自我革命”,部门利益一定要去除,中央政令能否完整、准确地被地方政府执行,这都是当下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既可以简化为行政科学的问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又可具体化为当下中国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最近习近平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会议。在会议上,他提出了要面对中国当下发生的社会实践,进行学术研究。他的一句话,被很多媒体在转载时用作标题,也是笔者当时看了全文后摘录的,“这是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看到此话时,笔者深以为然,也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做总理时给世界领域优秀经济学家开座谈会时提到的,谁能解决中国当下经济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确实,中国当下的改革发展、社会转型,因其体量大、传统与技术变革等因素,有着极其复杂的困难及挑战,这既需要高明的智慧治理国家,也需要有极强的毅力和坚强的心态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解决之,做到“知行合一”。

回到社会层面,中国社会领域最近新闻不断,凸显了中国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

“魏加西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众多媒体及民众,对百度的“唯利是图”进行了鞭挞和声讨。国家网信办和卫计委也组织专案组进驻武警医院进行调查,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

该问责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但是,笔者认为,此次事件中更应该问责的应该是市场秩序的监管者——政府相关部门,比如卫计委,比如监管网络企业运行的政府机构等,比如工商局。是谁给了莆田系包租医院的空间,然后又放任不管?又是谁给予了百度公司置基本的社会道义不顾,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唯利是图的权利?此问题不改,百度之后,还有千度、万度!

“雷洋事件”,因其人大校友身份,得到了校友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此案没有很快“消沉”下去。但是此案中折射出的两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一个是公安执法的规范问题,一个是嫖娼罪的存废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公安局已经表态“决不护短”,北京市检察院也对涉案警察立案审查。习近平在最新的深改组会议上也提出了“规范公安执法权”的问题。这些消息让民众知道了中央对民意的关切与及时回应。

嫖娼罪的问题,也值得深思。虽然当下中国城市里存在着大量流动农民工,一方面感恩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另一方面对长期孤身在外的农民工的性权利却忽视不谈,这不仅是个政策问题,更是个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

还有最近的医生被极端患者杀害事件,让人痛心当下医患关系的同时,也在反思为何全世界中国此类事件特别多。

上述事件的发生,其实恰恰凸显了政府治理改革的迫切性:百度与莆田系的作为空间与行为方式,直接受制于政府的监管,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监管方式的改革;雷洋事件的背后是公权力行为的规范,以及相关社会议题的讨论,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医患问题的本质,在于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医患信任度高的关系。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太多。

让人欣慰的是,中央政府成立深改组,并且每次会议议题都从微小议题着手,也正是中央政府认识到推进中国改革的复杂艰难。既需要面对现实的清醒和远瞻未来的战略,又要有从细微处着手解决问题的务实,即习近平说的“知行合一”。

作者任职于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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