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贡比涅（Compiegne）距巴黎约80公里，坐落在塞纳河静静注入瓦兹河的交汇处。这座早在中世纪的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时期就成为行宫的城市，在历史上曾多次见证和平与停战协议的签署，也是德法两国的复仇之地。
76年过去了，这对昔日的冤家如今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回顾历史，两国的和解经历了一条漫长之路，伴随着血泪，碰撞出火花，萌生出智慧。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爱恨交加，相吸相斥。
要说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渊源，可以说是一棵树上结的两个果子。公元五世纪到九世纪，在中欧高卢人居住的区域和莱茵河右岸日耳曼族群生活的区域内，曾经存在过一个叫法兰克的帝国。这个帝国曾经辉煌，可是，家大业大虽然光宗耀祖，却也容易惹来麻烦。
先帝“虔诚者路易一世”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因对遗产的分配意见不和而同室操戈，最后于公元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帝国一分为三。其中， “中法兰克王国”由于领地狭长，阿尔卑斯山的巍峨阻隔了王国内各地区的顺畅沟通，客观上加大了管理和控制的难度，最终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国家实体，因此，它的寿命最短，立国不久便趋于瓦解。而东西两个王国却坚实地生存和发展下来，形成了后来西欧两大互为竞争的大国，它们就是今天的法国和德国。
公元17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导致新教与天主教分裂，加上加尔文教地位的不确定，“神圣罗马帝国”（前身为“东法兰克王国”）内战爆发，最后全欧的列强和家族纷纷卷入这场持续三十年的纷争之中，史称“三十年战争”。
在这场旷日持久、破坏力极强的“国际级”战乱中，与英国结盟的德意志诸邦成为法国军队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也是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征服德意志地区，德法也就从此结下了梁子。在更早的1552年，法王亨利二世乘德皇查理五世与诸侯争斗之际，入侵洛林，赢得了这片地藏丰富的宝地。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给包括德意志诸邦在内的周边邻居吹来了清新的思想之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唤醒了德国的知识精英，却得罪了德国保守的贵族阶层，他们视法国大革命为洪水猛兽，纷纷加入反法同盟，充当围剿和镇压革命势力的主力军。
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中，德意志诸侯，特别是普鲁士，在抗法联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815年，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ucher）与英军统帅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指挥的滑铁卢一役彻底打碎了拿破仑的帝国梦。
德法一直分属敌对阵营
打开历史的广角，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德英和德俄之间时而为敌，时而为友，唯有德法基本上一直分属敌对阵营。这里有德法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也有两国同根而生的竞争心理在作祟。
法国的人文思想和浪漫情操令德国人羡慕热捧，曾几何时，德国贵族以说法语为荣，法式作派风靡德意志的皇室宫廷和诸侯府上，而德国人的严谨和执着则又是法国人愿意效法的优秀特质。这种既惺惺相惜又彼此排斥的特点，构成了两国关系“爱恨交加”的实质。
法国高举大革命的旗帜，凭借着拿破仑的武运，先于德国步入列强行列；德意志诸邦不甘落后，在普鲁士的率领下，拆除樊篱，励精图治，完成了内部的整合。19世纪中后期，“铁血宰相”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而崛起后的德国首先想赶超的目标就是法国。众所周知，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源保障。法国控制着欧洲最大矿产地洛林地区，德国虽然拥有欧洲最丰富的煤炭基地鲁尔区，但它知道，国家要强盛，离不开军力的提升，而军力的提升，则离不开钢铁的增产。因此，德国的崛起很难回避“法国”因素。
1870年，俾斯麦反逼法皇宣战，普法战争爆发。色当一役，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军投降，消息传出，巴黎爆发非流血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德皇威廉一世在象征路易王朝绝对权力的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德国乘势夺取了当年被法国占据的煤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奠定了德国经济振兴的钢铁般坚实的基础。德国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了对法国的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初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法国则从此一蹶不振，既失去了经济优势，又丢掉了“伟大民族”（Grand Nation）的脸面。所以说，普法战争是德法地位发生逆转和此消彼长的分水岭，法德矛盾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顶点。
狭隘的报复心理
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一个月后，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两国民间发起的所有和平努力毁于一旦，两个民族间的仇恨又像瘟疫一样弥漫开来。法德分别加入协约国和同盟国阵营作战，这对宿敌又一次兵刃相见了。不过这次轮到法国走运，在英美的支持和协助下，它成了一战的战胜国。
为了洗刷50年前的奇耻大辱，法国指定战败国德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签订《凡尔赛和约》，最大程度地肢解德国：法国不仅重新收回被德国占领了近半个世纪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数度夺取了德国的能源中心鲁尔区。法国这种意欲让德国永世不得翻身的做法，反过来又激发了德国民族情绪的爆发，之后纳粹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
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才算为德国加入“国联”重返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前，德法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政治交往。直到法国从鲁尔区撤走后，两国才重新启动“破冰之旅”。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和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因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推动两国亲善的突出贡献，而获得19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和平努力随着1928年至1930年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白里安“欧洲倡议”的失败、以及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斯的去世而不幸夭折。更为严重的是，德国内部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和一战结果的势力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众。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德国绕过马其诺防线自比利时南下，以“闪电战”击溃法军，占领巴黎。步伐整齐的德国军人浩浩荡荡地穿过巴黎凯旋门，新的一轮羞辱降临到法国人身上。如本文开始时所叙，1940年6月22日，德国和法国的停战协议被安排在贡比涅森林里的一节火车厢内签署。而22年前，就是在这同一节车厢里，法国让德国签署了战败协议。
真可谓“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希特勒要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在1918年11月11日结束的，眼前的这一幕才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德国和法国就是用这种狭隘的报复心理相互折磨和羞辱，把彼此的仇恨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新的顶峰。
冷战格局成就了和解之路
四年后，德国战败。法国不但光复了国土，并且与美、英、苏三国一起分区占领德国和首都柏林。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惯性，德法彼此的仇恨和报复这次应该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苏联在战后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面对反资本的社会主义阵营，原先相互竞争搏杀的德国和法国共同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组织。
对法国而言，东西方冷战，基本上解决了传统的“德国问题”，不必再顾虑与德国作战；另外，要想使自己恢复大国地位，并让欧洲“共同体”成为独立于美苏的力量，就必须取得德国的谅解和支持。对于站在冷战最前沿的西德来说，战败国的地位使其更需要法国的提携。
面对共产集团的体制，新生的德国意识到与民主法国共存共荣更能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平和进步。所以，战后德法关系的改善和和解，首先是因为世界和欧洲大环境的改变；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后欧洲的重建亟需各国同心协力。在这个大背景下，靠挤压对手谋求自身发展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双方的政治精英和公共舆论认识到，两国的繁荣和发展取决于欧洲的和平环境，而欧洲的和平环境首先要靠法国和德国的和睦相处，两国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
1951年4月11日，履新不久的阿登纳以西德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巴黎。阿登纳曾说：“我有意选定法国首都作为我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地方，是想借此证明，我把德法关系看成是解决欧洲所有问题的关键。”而法国人也对阿登纳的到访报以善意的回应。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借此向这位邻国总理表明：法国民众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抛弃对德国的敌对情绪。
1963年1月，两国签订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双方和解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后完成，从此，“巴黎－波恩轴心”开始形成。之后，两国领导人均把对方作为自己履新后的外访首站。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毕竟是两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基于这一共识，德法政治家诚实公正地看待历史问题，用宽阔的胸襟和理性的智慧共同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睦邻关系。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打开历史的广角，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德英和德俄之间时而为敌，时而为友，唯有德法基本上一直分属敌对阵营。这里有德法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也有两国同根而生的竞争心理在作祟。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