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7月初结束的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出现了多起血腥恐怖袭击事件,而且大都发生在穆斯林国家内部,再次突出了高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其中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血案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是这个一直被视为世俗社会的北约唯一穆斯林成员国,迄今遭受到最惨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

事发之后,《纽约时报》等主要传媒纷纷评论:这里的部分责任,乃是埃尔多安总统近年来内外政策政策伊斯兰化导致的引狼入室和开门揖盗的结果,语虽刻薄却不无道理。制造血案的三名恐怖分子,都来自前苏联地区,分别是高加索地区车臣共和国,以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也引起不少关注。

以我的看法,这一结果与近20多年来土耳其朝野上下许多势力大力推行的泛突厥主义,即便说不上是因果报应,也有很大的相关联系。这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突厥语国家,也是泛突厥主义的重要目标。而车臣共和国及其多年动乱,据英国《卫报》多年前揭露,与泛突厥主义势力卷入密切相关。

泛突厥主义原则上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一种思潮和国际运动,如何会激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高涨呢?

这就要回到泛突厥主义的起源。许多年前,我就指出,泛突厥主义最早的“宣言”,是俄属克里米亚鞑靼人阿克楚林(Akchurin)于上世纪初在开罗《土耳其人报》上发表的文章《三种政策》。该文指出,奥斯曼帝国当局当时推行的两种政策——号称“各民族、宗教平等”的正宗奥斯曼主义,以及在自封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领导下、“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泛伊斯兰主义——都是死胡同,而正式推出了“第三种政策”——所有突厥语族人的政治大一统。

所以,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基础”,实在只是突厥语言特出的历史及地理稳定性,试图以此而形成“同文同种”。这完全无视千多年来,突厥语各族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以及因此形成的各种社会文化。一个多世纪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纯粹依靠“共同语言”的泛突厥主义属于政治空想。

中亚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日益恶化的深仇大恨,是泛突厥主义“同文同种”空想主义本质的最好例证。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是长期相邻和混杂相居的两个突厥语民族,但是具有显著不同的历史传统。吉尔吉斯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坚昆和唐朝的黠戛斯,是长期的游牧民族。而乌兹别克人大都定居,从事农商,一般认为是持波斯语的塔吉克人突厥化而来。

2010年夏季,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此后国内迅速发生了吉尔吉斯族多数和乌兹别克族少数之间的大规模种族仇杀。据国际调查,死亡人数超过数千,而且方式极为血腥残忍,许多受害者被先奸后杀或活活烧死,甚至连治疗受害人的医院都遭到暴徒攻击。族间仇杀造成40万难民离乡背井,十多万乌兹别克族越境逃亡。此后吉国国内的乌兹别克族人口继续遭到各种迫害歧视,而吉国和乌国原本不睦的关系更每况愈下,交恶日深。

无奈的现实,迫使近年来泛突厥主义的实际推行运作,不得不在各种层次上回归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宣扬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宗教而不是共同的突厥语,作为唯一有号召力的工具。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推行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实质上也是这样的泛伊斯兰主义,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成分。

在这样的情势下,泛突厥主义渗透泛滥的地区,从前苏联中亚地区各突厥族“斯坦”到中国新疆,都成为“伊斯兰国”与其他极端主义势力招兵买马的乐土。“伊斯兰国”组织的众多维吾尔族成员,只是例子。原本世俗的泛突厥主义的宗教化,已经成为从中亚到中东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安全威胁。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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