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几天，给中国的亲友们拜年，常常听到一句话：“现在年味儿淡了”。禁放鞭炮、反向春运、旅游过年、电子红包......如今的一堆网络热词，似乎给这句话作了很好的注解。“年味儿”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淡了”的？这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和矛盾，而时代变迁下的社会管理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过年放鞭炮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声响、辞旧迎新，是很多中国人记忆中的年味儿。不过，城市禁放有更强的理由：烟花爆竹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还有火灾和人身安全事故风险。因此，严控烟花爆竹燃放，被视为现代化国际城市治理的体现。今年北京实施禁令以后，PM2.5同比降幅超过五成，除夕当天五环内“零伤情”“零火情”，效果明显。有市民也表示，过年不一定需要放鞭炮这种形式，应该回归根本，一家团聚就好。
过年最重要的是家人团聚，相信多数人都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到哪里聚，又成了新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过年已不再意味着一定要返回故乡。把原本在家乡的亲人接到城市里过节，称为“反向春运”。更有人举家出游，来个时髦的“旅游过年”。这些新形式，可以解决“人在囧途”的春运交通困难，也能化解“到谁家过年”的夫妻矛盾，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有学者指出，现在农村凋敝，很多农二代已不像父辈那样，能通过回乡寻找精神上的慰藉，返乡过年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民众心目中具有浓厚的皈依感。
安静取代了热闹，进城取代了返乡，电子红包取代了信封......有人为时代的进步鼓掌叫好，也有人为传统的消失摇头叹息。习俗变迁的背后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差异与矛盾无处不在，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主要指汉民族地区）都是一个农耕社会，过年的种种习俗与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紧密相关。放鞭炮、走亲戚，在家族庞大、联系紧密的农村，体现着热闹与兴旺，在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爆竹带来的却是污染和危险，七大姑八大姨也与年轻一代交集不多；而穿新衣、吃大鱼大肉这些习惯，虽有传统涵义，更多还是物资短缺的经济条件所致。农耕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一致，更容易维持共同的习俗，而在多元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过年”虽然仍是大众共同话题，但已有更多的个人自我选择。
时代变迁、移风易俗，社会管理者也面临更大的考验。就拿北京禁放鞭炮为例，有人怀念热闹的气氛，也有人渴望安静和安全，一套政策要让所有人满意很难；湖南近日更出现了“悬赏万元捉拿燃放鞭炮者”这样的笑话。还有如“过年打麻将赌资100元以上拘留”的规定，也在网上引发了争议。现代社会管理是项精细的工程，对当局来说，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怎样避免“一刀切”，杜绝“权力任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旧的习俗仍有活力，新的事物又不断涌现，政策的制定怎样平衡各方需求，宣导工作怎样合情合理，为政者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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