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白:谁是药神

眼下,一部名为《我不是药神》的电影正在中国热映,在取得不错的口碑与票房成绩同时,也引发了民众关于“天价癌症药”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这部由徐峥主演、号称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片子,讲述了一个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成为白血病仿制药“格列宁”代理商,拯救很多病人后却被控上法庭的故事。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即2015年轰动全国的陆勇案。

现实中的陆勇,原是江苏无锡市一名小老板,因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需要不间断服用国际知名药企诺华公司(Novartis)生产的“格列卫”。由于该药售价高昂,使他陷入经济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得知印度生产了一种仿制药,他不仅自己购来服用,还帮病友代购此药,结果被检察机关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期间,2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为其求情,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最终检察院撤回了起诉。

电影的剧情以及真实的陆勇事件,反映出中国普遍存在的癌症治病贵问题。彭博社201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每年约有220万人死于癌症,一旦患病,痛苦不仅来源于身体,还来自于巨大的经济压力,欧美知名药厂生产的特效药价格昂贵,导致许多患者不得不放弃治疗。然而,中国的邻居印度却一直在以极低的成本仿制药物,于是,很多中国患者选择到印度去购买这种廉价的仿制药,有的还帮病友代购,甚至发展成经销商,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进口癌症药为什么会这样贵?电影并没有深入探讨。事实上,普通人往往并不了解,癌症治疗药物的成本,主要并非来自于药片的原材料本身,而是医药公司在研发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一项新药问世,要经过理论建构、合成工艺开发、药代动力学验证、临床研究、注册审核等多个阶段,动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漫长的周期、巨额的投入,还有对研究人才水平的要求,让癌症特效药的研发几乎被几家国际巨头所垄断。

药厂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和利润回报作为动力,没人愿意再冒着失败风险去开发新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从谈起,攻克癌症将变得遥遥无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原研药”价格昂贵是有原因的,从法律的角度看,打击走私仿制药、保护专利也是理所应当。

然而,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购买仿制药和购买盗版光碟在行为上虽相似,目的却有显著区别,前者面对的是生死存亡。当自己或至亲之人身患重病,却因无力承担原研药的价格而等死时,法律精神、市场原理、人类进步等高高在上的名词,都会显得很苍白。生命的价值难以衡量,就像电影的英文名称"Dying to Survive"所体现的,在求生欲望的支持下,通过特殊渠道去购买仿制药治病,是人之常情,也符合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一边是法理,一边是人情,影片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矛盾与个人困境,有沉重的现实意义,值得人们思考。

除了法与情的冲突外,“天价进口癌症药”还反映出中国医药研究领域的两难选择。长远来看,中国肯定希望也肯定要走“欧美模式”,就像芯片一样,自主研发抗癌药物也是核心竞争力,可以不再受制于人,然而,眼下中国的药企并没有这种能力。更何况,欧美发达国家由高收入水平和相对健全的医保体系托底,而人口众多、贫富悬殊的中国社会,有些时候反而和印度的情况更相似,就像《我不是药神》里的一句台词所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但是,如果破罐子破摔,干脆选择走“印度模式”,在医药领域也变成“山寨国”,只会衍生出更多问题,让中国在未来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医学水平和医疗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而个体对于健康长寿的追求却是无差别、无止境的,从人类的宏大视角来看,这种矛盾也许永远无解。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具体改善的空间。药品定价,本质上是药企、国家、医院、患者之间的多方博弈与沟通结果。进口药在中国的价格构成很复杂,除了原来药厂的成本以外,还包括税收、代理商、医院和医生等层层利益相关方。事实上,中国当局近来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改变。

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而自去年开始,通过国家谈判,部分“救命药”降价进入了医保目录,其中大多是患者热盼的靶向药。中国也在对医疗体系进行改革,逐渐破除“以药养医”的乱象。当然,这背后仍然有很多困难,比如医保体系能否维持住,比如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如何保护,再比如降价后的进口药对国产药会带来怎样的冲击等等。但无论如何,开始改变总是好的,就像电影中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后所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早报订户新闻,更多精彩等着您!
zaobao paywall messagezaobao paywall message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