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报告建议，到2030年，在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可实行每天工作九小时，每周工作四天的工作制。该建议一出，引发舆论热议，叫好者有，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劳动与休息二者有辩证的关系。不付出劳动，个人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社会也不能向前发展；光劳动不休息，不但劳动本身难以为继，劳动获得的成果也难以转化成闲暇时的消费，不利于进一步的增长。所以，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比例、劳休安排的灵活性，就是这个议题的关键。那么，中国能否实现“做四休三”的工作制呢？这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方面来分析。
先谈谈历史。和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实现了五天工作制（双休日）。在那之前的岁月里，“建设社会主义”“劳动最光荣”等口号响彻全国，再加上第三产业落后，社会各层面也缺乏休闲的观念，一周工作六天是普遍的情况，七天连轴转的“劳模”也不鲜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对外交流发现，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现了双休日制度，不仅生产效率高，其旅游文化等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于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试水了“隔周五天工作制”，即“大礼拜休息两天，小礼拜休息一天”。到1995年，全国已完全实现了五天工作制，直至今日。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尺度来看，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智能和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日减少、休息日增加将成为必然。因此，社科院的这个建议总体上是符合发展趋势的。不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实现并非易事。
首先，中国很多企业现在连五天工作制都没有落实。有的公司加班文化风靡，鼓吹“996工作制”，以各种“内部规定”来钻劳动法的空子。至于灵活安排的带薪年休假，能享受到的人就更少了。中国的劳动保障机制远未完善，劳资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在这种条件下，“做四休三”恐怕只是美好的愿望，施行起来必然会扭曲。其次，不同行业的情况相差很大。一些新兴行业正是用人之际，企业想快发展，员工也想多挣钱，一下子来个“做四休三”，加重了人力成本负担，如果公司因此被卡了脖子甚至倒闭，那就帮了倒忙了。与此相反，有的公共服务部门本来效率就低下，让民众感觉办事难，现在一周还少做一天，如果效率没有质变的话，以后想办个事就更困难了。改变工作制，“一刀切”固然不行，但若按照行业或地域区别对待，这个标准怎么公平地划定，又将是个麻烦问题。
从现状来看，中国走向“四天工作制”恐非一蹴而就，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到更遥远的未来，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面前。
随着人工智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一些传统行业和传统岗位走向衰亡，不仅蓝领，就连白领人士都面临结构性失业的危机。科技领域的前瞻性著作早已指出，未来的世界，将是极少数精英通过人工智能掌控全局，而大部分人则彻底沦为闲人、废人。到那时，别说“做四休三”，就是想“做一休六”都不可能，因为连饭碗都没有了。那会是一个更美好的时代吗？也许是的，人们再也不用为劳动所累，不用为争夺生存资源打个头破血流，文化艺术发展欣欣向荣，就像曾经被描绘的乌托邦那样；也许并不是，绝大部分人类成了无用之人，被看不见的统治者“圈养”起来，沉迷于低俗的娱乐和虚幻的刺激，就像是加强版的《美丽新世界》，甚至是更加黑暗的《黑客帝国》。到那时，劳动固然不再是义务，却连其权利的属性也一并被剥夺，而休息却沦为荒诞的虚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此，当务之急恐怕不是讨论“做四休三”还是“做三休四”这样的问题，而是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先落实好现有的劳休制度，协调好劳资关系，尽量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避免“人类的工具化”；另一方面，面对更长远的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即“工具的类人化”，必须未雨绸缪，对现有产业和劳动者技能进行调整，甚至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预防最坏结果发生。毕竟，人们都想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时代，既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这些都由我们自己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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