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点
港澳突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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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又发生学生自杀悲剧。一名曾向家人透露不爱读书的15岁中四学生，向母亲发出死亡短信后，凌晨从黄大仙竹园南邨商场高处坠下，经路人发现并报警，可惜送院不治。警方经调查后，相信男生是自寻短见，没有其他疑点。
笔者及家人相当重视这则新闻，除了这是最近短短三个月内发生的第四宗中学生自杀事件，还因为死者的背景，竟跟与笔者一起生活的干儿子十分相似，同样不爱读书，只爱运动，是田径健将，屡创佳绩。
除了中学生外，过去一年内，香港也先后发生至少11宗大学生自杀事件，当中七宗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中大校长沈祖尧日前为此发表网志，直指今天的香港少年不是多愁善感，而是“饱尝愁滋味”。他说越来越不懂青少年问题，不明白青年为什么有诸多不满，为什么会上街抗争以至诉诸暴力，为什么患抑郁症的年轻人渐多？
香港家庭及事业发展服务训练总监司徒汉明则认为，近来多名大学生及中学生轻生，可能与学校的考试月份有关，有研究发现，在考试周期，部份学生情绪比较低落。
不过，笔者任职教师的友人指出，除个人问题外，轻生的学生都有相同特点，就是当遇上困难时，没法找到人倾诉，不但家人没法扮演“救命稻草”，师长也不可以，师生关系就只是“教与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不要说已失去中国人传统的“尊师”美德，甚至连对老师的信任也没有了，与笔者30多年前的学习环境完全不同。
友人反映，香港教育的确存在问题。首先，教育学院内所重视的教育课程理论，全都来自西方，很少取材自国学；其次，香港的教育改革令老师疲于处理行政事务与开会，根本没时间直接面对个别学生。
例如，笔者中学时读过的唐代韩愈所写的《师说》，今天不但香港的中学生不读，连教院的课程也欠奉，这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离香港的师生很远很远。
文章开首：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也就是说，老师是一位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虽说所传的道是儒家之道；所授之业泛指古代经、史；然而，最重要是解决学生碰到的人生困难。
老师本来就是这样一位集三项功能于一体的人，但今天的香港，把三项功能交给不同专业人士去做，结果，师生关系淡如水。
“最大问题是，香港的政治环境令学校愈来愈重视问责。年前流感高峰期，有学校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校长强调是经全体老师开会决定，其实校长不肯一人为决定负责，老师只好放弃学生跑去开会了。”老师朋友说。
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成为港大校委会主席后，激起港大学生及部分校友强烈反弹。正在北京出席政协会议的李国章接受《明报》专访时，点名批评港大校委会委员、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的行为“失礼”。
冯敬恩立即在社交网站婉转反击，指出每次开校委会，都见到现年70岁的李国章还在喝可乐，用手指“了下了下”（触碰）杯中的冰块，喝得津津有味。
他形容“我们（示威的港大学生）很快就等到”，并指“时间或者不一定站在香港的那一边，不过肯定站在年轻人的一边”。
冯敬恩连李国章饮可乐的习惯都加以讽刺，反映他们的关系真是非常恶劣。或许冯敬恩还可以强调，李国章从未教过港大，他只不过是“前中文大学校长”，所以无须“给面子”。
这就是香港当代版的“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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