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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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的鲤鱼听说龙门风光好,都想去看看。一天,它们结伴前往,到了龙门山脚下,发现山上无水路、上不去,都不知如何是好。一条大红鲤鱼于是建议跳过龙门山,大家看到山那么高都颇为犹豫。大红鲤鱼便自告奋勇,跃入半天云里,一团“天火”从其身后追来,烧掉了它的尾巴。大红鲤鱼忍着痛,继续朝前飞跃,终于越过龙门山,化为一条巨龙。

鲤鱼们见状有样学样,可是除了少数也变成龙之外,大部分都跳不过去,还因为从空中摔下,在额头上留下了黑疤。“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说法因此产生,而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流传下来,也影响了日本等地。在儿童节悬挂鲤鱼旗,希望孩子能像鲤鱼般变成龙,成了日本的一个风俗。

现在,从中国乡下到城里打工和生活的人们都被普遍视为欲“成龙”的鲤鱼们。

在不久前一个讨论上海“软实力”的公开讲座上,龙门鲤鱼的传说再次被引述。这回,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以它来说明上海“排外”的现象。

他一开腔就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在全国背上了‘排外’的名声。但说起来,上海人最没有资格排外,一个移民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或其最近的后代,排谁的外?”

他坦言,一个外地人甚至是居住在诸如普陀、杨浦和闸北等“十里洋场”外的上海人,要被广泛接受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须逾越数道门槛,证明自己事业成功、行为得体及格调到位。

当中,最难展示、在上海人眼中却最重要的就是格调到位,也就是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都符合上海人的标准。顾骏说:“‘上海’骨子里是一种格调,一种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生活情趣。……自从失去租界这一地域边界后,上海人更坚守着实际上不断变味的格调,悲壮地维护着‘上海人’的‘排他性’。”

这也说明了在上海,标榜着售卖最好面条的馆子为什么采用“老克勒”(class的谐音)为招牌;服装店的售货员赞美试穿新衣的客人时,也都爱说对方“很洋气”。

顾骏说,上海人排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苦媳妇历经煎熬成为他人家婆时的情怀,许多人都变本加厉地刻薄儿媳。换言之,眼看“新上海人”不断入沪,已经自我认同为“上海人”的“龙门鲤鱼”有了恐惧感,生怕太多的鲤鱼越过龙门,贬低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身份,于是再抬高成为上海人的“门槛”,由此形成无尽的循环。

因此,顾骏认为,要突破“上海人排外”的形象,就得改变每条“龙门鲤鱼”的心态:落户上海,意义并没想像中的大,既没什么值得自豪,也没那么多挫折需要同人分享,做不做上海人,纯属个人选择而已。

在全球化的今天,“原住民”的概念逐渐被淡化,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入籍”某个国家后又回返出生地发展的,也大有人在,要抛开“龙门鲤鱼”和“媳妇熬成婆”观念的,何止限于上海人?

李白在《赠崔侍御》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暗喻自己如鲤鱼般无法入龙门。然而,在许多人心目中,龙神秘莫测、遥不可及,鲤鱼就不同了,它象征了希望,十分讨喜,早已不是一般的“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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