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之后

在墙上印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798艺术区原老军工厂房里,中国新一代人解禁之后的性与爱故事,日前通过摄影、视频和装置艺术等多媒介方式呈现。

男人生殖器、女人自摸、上下体位交配、同性恋、性变态、性虐待等等主题的作品赤裸裸地展出。中国“70后”、“80后”的艺术创作者借艺术之手伸入性与爱的G点,体现他们对身体和性爱的思索和体验。

原本只想和友人去看看图片和视频,满足一下公开偷窥的欲望就可度过轻松的周末下午,但展览的文字说明和主旨却让人眼睛和头脑没法休息。在这个历经灾难和承受各种压抑的国度里,探讨问题的态度总是严肃的,似乎没有东西是可以放轻松的,包括性爱。

性激情总是与禁忌——社会制度与人性内在的禁忌——紧密相连,展厅挂着的大板子上,如是写着策展人朱朱对展览主旨的说明。

朱朱还说,“解禁之后”有双重含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开放伴随着性的开放,而70后与80后的年轻艺术家们的成长恰好与这一现实背景同步,在他们的艺术之中,有关身体、情感与性的思考,更新了前两代艺术家伤感的现实反思和符号化的政治批判,成为了表达个性化的自我和理解复杂的后极权社会状态的重要途径。

个体的性压抑或解放,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总被社会制度和政治气候牵动着。性的开放与社会的开放同步,展览选择了“解禁之后”,也就是文革之后为时间段的分界,对比“禁锢年代的记忆”和改革开放之后,乌托邦信仰的幻灭使社会陷入空虚,消费主义的兴起将社会带入了欲望释放的性的“民间狂欢”时期。

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头,不乏对文革时期性压抑的描述。当美帝国主义年轻人高喊着“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反主流文化口号时,中国青年的性幻想和荷尔蒙冲动在上山下乡中排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文革年代,革命与斗争是主角,恋爱是小资产阶级范畴,性爱更只能隐而不发地存在着。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说,那个年代,安全套被严格地计划着,政府通过控制安全套的发放数量,期望达到有效抑制性欲的目的。1979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电影《不是为了爱情》出现三秒钟的接吻镜头,为中国建国以来首次。第二年,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吻戏的《庐山恋》上映,教会了一代人如何谈恋爱和接吻。1980年实施新《婚姻法》与一胎化政策后,才逐渐由性压抑走向性自由。

长期压抑之后的解禁,只能带来大反弹。随着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走向商业化和物质化,人们体内的荷尔蒙更加四处乱窜,包二奶、养小三、离婚率步步升。据社会学家潘绥铭的调查,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男性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在10年间从大约45%上升到大约55%,女性的这一比例也从30%上升到40%多一些。对比1978年以前,未婚人群大约只有不到1%有过性行为。

解禁之后的性与爱,带来了享受也制造了麻烦,但解禁总比不解禁要符合人性。

而相较于性爱,“解禁”在好些领域只能是羞答答的半掀薄砂,碰不得的敏感地带,还是碰不得,不许直视的私密处又或伤处,仍无法直视。利益链、权力和道德歪风所交织的怪胎,仍需遮掩和粉饰。就如朱朱所说的,所谓“解禁”仍是相对的,历史与体制继续作用于现实,个体生命都是复杂的载体。

随“被计划”的社会快速奔向被消费主义淹没的年代,“民间狂欢”会如何演变?是从追求奢侈炫富的四轮豪华汽车走向两轮自行车的环保简单生活,还是继续疯狂地追求更富更炫的直升机和快艇?

泛滥的物质主义或许会麻痹人们对精神生活和公平正义的追求,但只要有禁忌存在的一天,不管是社会中哪个领域,性爱、舆论或政治,越是敏感的,总有人要挑战和冲撞它,迫使它在压力下自我调整甚至自我解禁。

就像展会分享的法国文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语录所捅破的:“所谓的色情,就是针对禁忌来进行侵犯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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