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介:与骷髅对话

罗思《旅英行脚》的封面构图,有几分扬帆出海的意味。(作者提供)
罗思《旅英行脚》的封面构图,有几分扬帆出海的意味。(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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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行尧挂上了听筒,为病号开方解苦;罗思则手执彩笔,畅写自己的生活省思。

我17岁那年,某日到美世界的草原书报社溜达,翻翻看看,最后用裤兜里剩余的一点钱,买回一本百来页的创作,书名《旅英行脚》,作者罗思。回来后把书细读,有滋有味,很是欢喜,惦记至今。这是一本作者远赴英国习医的留学游记,描述了他乘搭轮船出发到学医归来的漫漫旅途。

半世纪前决定买这本书,理由是在店里翻阅《骷髅与我》这篇代序,很有感觉,占有它的欲望油然而生。我那时仍懵懂于世,并不知本地也有文坛,无法知道罗思在圈子里的分量。以后的日子,我在文化江湖游走,都不曾和他打过照面。    

《旅英行脚》成书于1969年,由新华书局出版兼发行。当年,《骷髅与我》这篇自序让我脑海翻波,因为它释放了极为深沉的生活感受力。

这些年来,闲时神游八极,罗思当年的文采不时让我感念。他别出心裁地借助与骷髅标本的心灵对话,挥洒自如道出自己在学医路途的波起浪翻,以及他年轻岁月对人生价值与生活追求的迷惘,情绪饱满而文采飞扬。《骷髅与我》是罗思文情并茂的浓缩自传,书里的诸多智言睿语吸引了当时的我,他说“睡时梦见人生是美,醒来才发现是责任”;初恋的心境,是“失去了做无主孤魂的自由,却换回摄人心魄的欢娱”。更重要的,英国行改变了他对白人高高在上的心态。那时罗思二十有几,在客轮上目睹白人替有色人种擦鞋理发,这种颠黑倒白的现象把他冲撞得东歪西倒,他的文字冲击波也掀翻了我的愚昧认知。

罗思,原名丁行尧,1939年生,原籍海南文昌,退休前是广惠肇医院的大夫。1969年游记《旅英行脚》出版;1981年《听筒集》由教育出版社推出。1968年,《挂上听筒的日子》获得南洋大学中文学会“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大专散文组首奖;1982年,《刀缘》荣获南洋商报首届“金狮奖”散文组第一名。多年以前,我动心起念,想联系这位钟情于诗翁泰戈尔的医生作家,希望多收集一些关于他的文学印记。两年前,我翻读烈浦主编的《大士文艺》,意外发现了罗思的文踪。30年再与他的作品相逢,仿佛辽阔的芦苇荡冒现了一只失联多年的候鸟,久违的他,文风已有别于当年。我寻思烈浦或有他的联系方式,最终却因疏懒而荒废了此事。今年3月初,我心血又来潮,给烈浦发去短信,请他搭桥让我与罗思会面。翌日,有了他的手机号,我们约定小坡喜园咖啡店一聚。3月中旬,我们碰头了。他施施然现身,气色佳,脚步稳,除了耳背,看不出八十有几。

认识以后,我对罗思的心路历程渐渐清晰起来。他出生于马来半岛柔佛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同年一直居住在外祖父的胶林里。后来为了升学,父亲携眷南下新加坡,他得以在公教中学度过了“没有男性觉醒”的日子。1950年代,他开始写稿,多投往《学生周报》。高中毕业,他考上新加坡大学医学院,似锦前程却在大四时为情所伤而黯然离校。失恋让他“睁眼望着天明,成了回忆的奴隶”,度过了一阵颓废的日子,他决定离开伤心地,前往英国继续学医,一边与骷髅为伍,一边刷锅洗碗赚取生活费,最终取得挂上听筒的资格。

丁行尧挂上了听筒,为病号开方解苦;罗思则手执彩笔,畅写自己的生活省思。他是悲天悯人的医者,在悬壶中沿途感悟生命、剖析人生,在生死交关的环境,加入了细腻的生活思考,悲喜交错汇集,概括出深沉的感触。他说:“产房、病房和殓房,虽然只不过代表生活中的几个横断面,可是凑合起来,却可以看到整个人生,始以呱呱堕地,中经荣华富贵,悲欢离合,再加上疾病和衰老,而以死终。”在学医悬壶的路上,他的笔杆像一根根螺丝层层往下,钻出了生离死别与悲欢离合的生命纹理。

喜园一聚之后,罗思先后发来几个视频。我约他再聚一聊,却没能等到这一天。4月24日傍晚,烈浦传来一则丁行尧辞世的英文讣告。诧异呀,问缘由,原来一天前罗思在泳池里锻炼,就再也没能回来。我们相识不过个把月,初见是有缘,再见却无缘,他的82岁人生,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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