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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悦读@NLB 历史学者柯木林线上开讲:贫困衍生华社底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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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说,所谓社会问题指的是社会关系失调,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穷”。因贫困而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拐骗妇孺、迫良为娼、人口买卖案件时有发生。

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于上周五(4月9日)在早报悦读@NLB线上开讲,讲题为“19世纪新加坡华人底层社会”。

柯木林说,一般史书记录的都是上层社会、帝皇将相的生活,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众,很难走进历史。新马华人社会虽无所谓帝王将相,但上层阶级如社会领袖、富人、商人不少,历史的书写也都以他们为主,底层人民的史料因此十分罕见,例如宋旺相出版于1923年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书内六七百个历史人物多来自上层社会;1924年林博爱的《南洋名人集传》也是以富人为主,甚至1995年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中的1176个人物,也是以商人、艺术家、教育家占多数,少有触及底层社会。

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左)于上周五在早报悦读@NLB线上主讲“19世纪新加坡华人底层社会”。(林泽锐/摄影)

研究新马华人史,有关底层人民的生活一般只能从报章、杂志、游记及侨批书信等了解一些。另外也可通过由殖民地官方编写,用以培训殖民地公务员用的华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了解新马底层社会。因为该书蕴藏大量有关新马华人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资料。而所谓“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俗称。

柯木林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呼吁撰写底层历史,底层民众才渐渐成为历史构建的重要部分。

在本次讲座中,柯木林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形成,谈到华人的底层社会问题,乃至如何治理华社,最后则介绍了《三州府文件修集》的特色与史料价值。

市区规划奠定自由港地位

柯木林说,莱佛士前后到新加坡三次,总停留时间却有10个月。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新加坡,是最重要的一次,那是1822年10月至1823年6月之间,总共八个月。莱佛士此行制定了“新加坡市区规划”,又称莱佛士市区规划,从此奠定了新加坡百年繁荣的基础,确定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也重组市区,形成商人、商业至上,对各民族分而治之的局面。

“莱佛士市区规划”列出市区范围、政府保留地、商业区、住宅区等。市区规划是以新加坡河为中心,例如华人居住的地方根据不同籍贯各有聚居处:福建人住在直落亚逸街,潮州人在吻基(旧称,也就是现有的驳船码头)、皇家山脚;广东人在牛车水,海南人住在海南街。这种规划依稀维持到现在。

柯木林说,所谓社会问题指的是社会关系失调,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

柯木林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新加坡华社和华人历史。

多为“同乡人”所骗

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穷”。因贫困而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拐骗妇孺、迫良为娼、人口买卖案件时有发生。

19世纪中国沿海一带的人民为求糊口出外谋生,当年中国移民到达新加坡,所乘帆船停在岸外离然申码头(即红灯码头)三海里之遥的海上,而移民从出洋开始,问题即发生,在动乱及法令松弛的年代,人口拐卖的事情,几乎随处可闻,而且都是为“同乡人”所骗,除了骗取钱财,人身也惨遭凌辱。又如出洋受虐:有个劳工名为庄笃坎,跌入拐匪设下的陷阱,被骗到口里卖充苦役,受到幽禁拷打,同船者也有20余人遭受同样命运。另外,当时由于社会人口阳盛阴衰,造成娼妓问题严重。

柯木林也提及,当时新加坡最藏污纳垢的地方是牛车水,原因是这里妓院林立,龙蛇混杂,治安最差,械斗、群殴、打劫事件时有发生。各会党都有各自管辖的地盘,“义兴”“义福”“福兴”都是会党的帮号,如赌间口一带是义兴;马交街、新街一带则是义福;单边街、长泰街一带则为福兴。

当时另外一个社会问题是摆设杂物,19世纪末,新加坡市区的租金十分昂贵,一些业主于是把店前走道租出去给人摆设杂物,以补贴租金。但殖民地工部局却有规定,不准骑楼前摆设杂货,因而引起人民不满,罢市抗议。柯木林说,直到现在,骑楼摆设阻碍行人这问题已有百多年,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柯木林说莱佛士第三次到新加坡时制定了“新加坡市区规划”。(林泽锐/摄影)

“分而治之”管华人社会

19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在管制华人方面,也利用华社内部的矛盾,慢慢理出一套管制的办法,主要通过“分而治之”,并颁布各种相关条规和禁令来管理。

柯木林说,早年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的一套运作体系。当殖民地政府不把华社的福利纳入其施政范畴时,华社内部自生力量,承担了照顾自已族群的责任。从最早的“慎终追远”,创建坟山,负责族人客死异乡的问题,到日后的办医院、办学校,排难解纷等等,都是华社自己解决,如恒山亭等负责丧葬事宜,陈笃生医院的建立为了赠医施药,协助社会底层贫困人士。较后的同济医院也是如此。

毕麒麟事件后社团须注册

柯木林也在讲座中特别提起影响华社的“毕麒麟事件”。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为殖民时代新加坡首任华民护卫司,通晓官话、闽南语、粵语、潮州话、客家话,过人胆识,不仅调停当地华人黑帮的械斗与火拼,也负责扫荡非法的苦力、雏妓、人口贩卖。

1887年7月18日,毕麒麟遭到黑帮分子的攻击——一个义福帮成员、潮州人木匠蔡亚惜的袭击致重伤,医治后仍反复发作,回返英国不久即辞世。

毕麒麟事件之后,英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7月通过社团法令,规定所有社团都必须注册,并以此严禁私会党,庙宇如天福宫即使不必注册,也得呈报所有资料。

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也仿效香港保良局,在1888年成立新加坡保良局,并制定“妇女与女童保护法令”。《三州府文件修集》其中一篇《保良局功德说》特别赞扬保良局。

新加坡保良局成立时初设在Lock Hospital,也即后来的竹脚医院内,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社会问题的日愈复杂,Lock Hospital已不敷应用,1928年保良局迁至振瑞路与合乐路交界处的约克山,1942年新加坡沦陷,圣婴女修道院取代保良局的管理任务。数月后,约克山保良局被解散,女孩们被分散到各慈善中心。战争结束后,殖民地政府认为保良局已完成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

1888年1月1日,英殖民政府颁布保护16岁以下妇女条文共五项,其中特别规定5岁至16岁妇女如岀入或住宿娼寮,寮主将会被罚款或监禁。同年也颁布三款保护娼寮的条款,以杜绝不法之徒不循规矩,私行勒索各娼寮及妓女。

《三州府文件》史料价值

在讲座结束前,柯木林特别提到《三州府文件修集》这部史料丰富的“宝典”。该书目前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而且仅止一本,分三册七卷,第一册包括《禀帖卷》《告示卷》: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杂文卷》;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咨文照会格式卷》《奏章卷》,共收录383篇文件。

柯木林说,《三州府文件修集》由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的副手海尔主编,海尔通晓华文和华人事务,主要内容有民间向殖民地政府上呈的禀帖,以及中英政府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文、照会和奏章等形式,这些文件都反映了当年底层社会的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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