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戏剧学院的贺子壮、吴保和、李容与余云携手完成《山祭》，后来四人又合写《月祭》《火祭》，继续解构神话。30几年过去后，三部剧本于去年集结成《三祭》。
余云认为，山不一定还在，但愚公会一直出现，无论过了多久，重看《三祭》，“权威对个人的压迫，这些问题永远存在。”
愚公移山、姜嫄践迹、夸父逐日这些远古的神话，在每个时代经过不同的诠释，就会推展出不同的理解和结果。
1980年代，中国走出文革阴影，当时的青少年、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外来思潮，碰撞出灿烂的文化与艺术火花。前卫剧场、先锋文学创作群、电影圈的第五代导演群各自交出精彩作品。受众也借这些文化艺术结晶，思考广泛的社会政治与个人存在意义等议题。一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正是在那样灿烂的时光里，1984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的贺子壮、吴保和、李容与余云携手完成了《山祭》的剧本初稿。
这部话剧改写愚公移山的神话，写一个来自大海的“姑娘”进入愚公一家人的生活，试图理解愚公移山的意义，最终揭露了愚公的专断与非理性。
1985年5月，浙江话剧团首演了《山祭》，颇受瞩目。
后来贺子壮、吴保和、李容与余云又再合写了《月祭》《火祭》，继续解构神话。《月祭》1989年6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星89”剧社首演，《火祭》则于1991年一场新剧本朗读会上朗读，之后于2006年刊载于《上海剧稿》，还未被搬上舞台。
30几年过去，四位剧作者决定把三部剧本集结成《三祭》，开宗明义以“反神话剧三种”为副题。
《三祭》2020年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四位创作者中，余云在1991年离开上海来到新加坡任教，后来加入《联合早报》担任副刊编辑，各种机缘巧合，促使这三部剧的剧本在新加坡出版。
回忆当年，余云说：“198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代。”同时感慨，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了。毕竟那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
在30多年后出版，余云最好奇的是，不同时空的读者会有怎样的反应。
今年初《三祭》出版后，本地作家黄嘉一曾在家里组织迷你沙龙，邀请余云、杨世彬（演员）、李集庆（国大戏剧讲师）、林春兰（退休报人）等几人雅聚，分享彼此读后心得。当时黄嘉一给了题目：“愚公移山，山还在吗？”请大家各自发挥。
余云认为，山不一定还在，但愚公会一直出现，无论过了多久，重看《三祭》，“权威对个人的压迫，这些问题永远存在。”
古人最初借用神话合理化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后来神话的意义被不断扩张，甚至成为有力的思想控制手段。
但为什么话语权只能在一人手里？反神话剧就是要把说话的权力讨回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比如薛西弗斯的神话里，他每天推着大石上山，最后石头又会滚下来——这是宿命对薛西弗斯的永恒处罚。但在存在主义作家卡缪眼中，薛西弗斯的徒劳其实是以意识到存在之荒谬为前提，仍做出努力来抵抗之举，因此卡缪说，薛西弗斯是快乐的。
这并不是乐观或心灵鸡汤，而是认识到生命的荒谬。
有人拿薛西弗斯对比愚公，但愚公的神话最后出现被感动的天神，帮他把山清走，其中异同都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
余云说，或许来临早报文学节的对谈会上，可以探讨一下。
来临星期六，余云将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本地剧场工作者郭庆亮连线，围绕《三祭》畅谈各种书写与解构神话的方法。
余云是《文艺城》前主编，也是《联合早报·文艺城》文选集《文字现象2020》的主编，活动当天将在演讲前发布《文字现象2020》。
早报文学节2021文学圆桌——文学在剧场
讲题：以现代思维重构民族寓言
——关于《三祭——反神话剧三种》
主讲：余云、柯思仁、郭庆亮
日期：5月29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11时至中午12时30分
主持：胡文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