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城市诗与山水诗之间——访中国诗人黄灿然

写了20多年的城市诗,黄灿然移居深圳洞背村之后,近年来也以山村为题材,写了不少现代山水诗。(受访者提供)
写了20多年的城市诗,黄灿然移居深圳洞背村之后,近年来也以山村为题材,写了不少现代山水诗。(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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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特殊,经历丰富的中国诗人黄灿然,近些年过着山居生活,每天就在山水里,创作、翻译更丰富了。他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除了受到生活经历影响,读了什么书对其影响也很大。

来临的﹁早报文学节﹂,他将在线上主讲「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

诗人黄灿然的“身份”特殊,他既是中国大陆诗人,也是香港诗人。他既写诗,也从事翻译,是个翻译家。2011年,黄灿然获得广东《南方都市报》颁发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对他的作品评析得十分贴切:“黄灿然的诗,温柔敦厚,雅俗同体,既得语言之趣,亦明生活之难,词意简朴、高古,引而不发。他本着对常世、常情的热爱,留意小事,不避俗语,从日常叙事中发掘义理、经营智趣,曲中有直,密处能疏,平实之中蕴含灿烂,低处独语也常让人豁然开朗。”

远离城市与翻译岗位 毫无留恋

黄灿然有着丰富而不一般的生活经历,他出生、成长于福建山村,1978年,15岁时随家人从山村移居香港。最教人津津乐道的是,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之后,黄灿然在2014年却辞去做了25年的《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工作,远离城市,移居深圳洞背村,过起山居岁月。

黄灿然有一首名叫《洞背村》的诗,写出他“逃离”城市的心情:当内心平静变成干扰/当我又要租房子/开始/小心量入为出(还不是入不敷出,还不是欠债)/我就想起洞背村/我突然鄙视起我这份做了近二十五年的工作/突然对办公室感到恶心/对我的坐姿感到滑稽/当我想起洞背村/我甚至没兴趣写诗/没兴趣看书/虽然我看上去还在工作/每天还如常上下班/当我想起洞背村/我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对我曾经欣赏的街道和行人是如此冷漠/那偶尔望见的蓝天甚至开始鄙我和恶心我/当我想起洞背村。

黄灿然即将于6月3日在“早报文学节2021”线上主讲“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他通过微信音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我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主要是因为我辞掉夜班的工作,这很重要,让我多了好多时间。虽然我长期居住在城市,但从我的诗里,可以看到我还是经常去爬山,我过去住的地方距离山和海还是很近,这种喜欢山水的倾向,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就有,现在来到这个完全是山水的地方,而且地方又宽敞,空气又好,和香港的郊区差不多;这里的地貌、植被也和香港的差不多,另外这里的植物也和我童年在福建山村的差不多。重归山水是我过去所渴望的,因此这是我喜欢的生活。”

黄灿然说,当初之所以来到洞背村也是个偶然的机会,“2013年年底,上海诗人陈东东要来深圳,大家想要见一面,朋友就安排了这个离市区40分钟的海边山村来玩,当地的朋友又租了房子,平时来这里度度假。两三个月后,我也来体验这里的生活,回去之后就决定辞职、搬家。这个偶然的背后也有一些因素,香港租金的压力很大,另外我在香港长期做夜班,搬到深圳的一年前,我一直期待、盼望、梦想着不要上夜班,不要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现在果然就实现了。”

山居的这些年对黄灿然的创作和生活是有影响的。黄灿然说:“来到了洞背村之后,生活就轻松了很多,时间也多了很多,可能这里风水也很不错,所以诗歌创作也蛮丰富的,又因为时间充裕,所以翻译方面产量也就更高了,实际上我就变成一个专业作家了。如果说到影响,就是说创作、翻译都更丰富了,生活也更轻松了,每天就在山水里。”

至于过去的城市生活,黄灿然说:“我一旦离开了它,它就不怎么影响我了,事实上,无论是离开我生活三四十年的香港,还是离开我那个做了25年的翻译岗位,我都一点留恋也没有,真是太奇怪了。我唯一留恋的是香港茶餐厅的咖啡,因为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楼去喝一杯茶餐厅的咖啡。”

不同生活经验影响世界观

对于黄灿然来说,从少年时代不断迁移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不能说没有影响。黄灿然说:“不同层次,不同地方的生活经验,对我的创作应该是有影响的,我想首先是农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尤其是早期在农村的底层经验,在城市生活的早期也有在工厂打工的底层体验,那时住在棚屋,有点像是贫民窟,这些经验会互相比照,互相对比,产生不同的观察角度,它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因为过去有底层或农村生活经验,会从农村观察城市,从城市观察农村,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怎样看社会问题、文学问题,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另一方面,黄灿然也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除了受到生活经历的影响,读了什么书对其影响也很大。他说:“还有一点是,1978年我从大陆到了香港,获得了文学资源,什么书都能看到,比如新文学,包括1949年以前的新文学,在农村的时候,也就是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大陆什么书都看不到,有的话也是很差的书。1949年以后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我在工厂工作了几年,后期为了去广州读大学,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学英语,学英语影响我后来做翻译。在香港买英文书还是方便很多,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香港接触英文资料也方便得多。”

成长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哪一个地方对黄灿然的影响较大?黄灿然说:“很难说哪个地方影响较大,我写诗从大学开始,当时大陆的诗歌很多是地下诗,很多人私下印了诗刊、诗集,大家在地下互相交流,当然现在这些诗和诗人已成主流,但当时是地下诗歌运动。我们这一代的诗歌主要是读外国的翻译作品,我因为学英文,还通过英译本,广泛地读了世界各地其他语种,包括小语种的文学作品。说到写诗背后的思想过程的影响,因为住在香港的关系,我实际写诗的题材,触发的灵感,香港更重要。但在精神的层次,我开始的源头和大陆的先锋诗歌的联系是比较大的。”

黄灿然诗选集《奇迹集》
黄灿然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
黄灿然诗集《我的灵魂》

 

城市诗受大陆读者喜爱

黄灿然著有诗选集《奇迹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等。过去在香港居住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取材城市的诗歌,他初版于2012年,再版于2017年的诗选集《奇迹集》销量火红。这本诗集主要内容即书写香港的城市生活,例如这一首出自《奇迹集》的《走在下午的大街上》:走在下午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忧伤而美丽的女孩/她的美丽吸引我,还有她的忧伤/我想跟她说说话,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个青年,健康而纯洁,/但黯淡的前途正烦着他,/我想叫他一声兄弟,邀他到茶餐厅/喝杯奶茶,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个老人,他是那样内向,/仿佛还在成长中,他显然有很多话要说——/我也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关于他的孤独。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辆电车,它正载着/失业者、求职者、离婚者、逃学者,/还有怀着一些秘密的希望的人回家,/我想坐在他们身边,但它已远去……

像这类城市生活的书写,明显是诗人对当时生活的香港的观察、关注和感受。黄灿然说:“有些诗人也许不会受他居住的地方影响,写得比较抽象,又或他比较注重玩语言,想的是如何去安排语言,或他们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整天用的是头脑、观念来写作,他们可能就不会受地方的影响。但我相信更多诗人会受到他所在地方的影响,包括灵感的触发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有人有三个地方可住,南方的,北方的,或南北之间的中间地带,他有可能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更有灵感写作,而选择在某个季节居住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更舒适一点,而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更有灵感,更适合他写诗,这方面也会有影响。”

黄灿然说:“我写诗的开头10年,不怎么受地方、地域的影响,但后来的阶段,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才比较受地域性的影响。我受到我所生活的香港的影响,香港因为是城市,我的诗歌就有了城市这样的痕迹,题材、描写的一些东西,跟本地的经验关系还是比较大的。我原来写的诗比较观念化,比较用头脑,较为抽象,90年代后期开始,比较关心现实世界,就变得较为具体,取材跟当地的生活经验关系比较大,那时候写的是香港,而香港刚好就是个城市。当我来到深圳的山村洞背村,这里是个有山有水的农村,我的题材也转移了,有点变成现代山水诗。”

黄灿然认为,“写城市诗算是个挑战,但中国大陆许多地方在城市化,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经过各种发展和演变,因此其城市诗也有自己的传统,我有20年的时间是写城市诗,也就是写香港。但我的读者更多是来自大陆,这跟大陆的城市化有关,而且是来自一线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都是大城市,包括我的翻译作品也是。也许这也不奇怪,大城市读书人较多。”

写了20多年的城市诗,黄灿然移居洞背村之后,近年来也以山村为题材,写了不少现代山水诗,这些书写山村景观的诗和他过去书写的城市诗,在取材、情感与关注点上有明显的不同。就如这首《水龙头》:我每天都提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到村口路边那眼/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我总是习惯性地/想顺手关掉/那个并不存在的水龙头。

在城市书写与山水诗之间,黄灿然更喜欢哪一种?他说:“我很难说我更喜欢城市诗或山水诗,我在香港的时候,还是非常融入那个我所生活的世界,我注意观察、感受,但不论是城市或乡村、山水诗,对哲学及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个人的感受方式应该是不变的,但题材和意象都变了。还有,人也会不断成熟,境界会不断提高,也不能说更近的东西会是更好,写东西不是用观念的,灵感的来临,激发出、感受过的东西也是很难重复、替代的,不是说现在的更好,把过去的替代掉,不存在这种情况。只能说它们各有特点。”

有人说,“地域性”似乎也是黄灿然诗歌的特色,黄灿然说:“我早期前10年不受地域的影响,后面20年受地域的影响,包括香港和现在居住的深圳洞背村,这两年我又不受地域影响。从2019年到现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不再写山水,写的东西又没有任何地方色彩,没有地域性,仿佛遥远地在呼应我早期的作品,当然它们又是与早期的作品不一样的。20年时间都在‘地域性’的范围,自己的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它是突如其来的,我也期待这种变化,受地域的影响有20年之久,好大的板块,现在是又走出来了。”

写诗与翻译互相影响

初到香港的时候,黄灿然当过工人,六年后考进广州暨南大学,并开始写诗,毕业后不但考进《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翻译,还一步步将自己从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工厂工人,练就成倍受肯定的翻译家。许多读者都读过黄灿然翻译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等。他于2014年翻译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更获得诸多好评,登上多家媒体年度好书榜。

黄灿然译作《小于一》

 

问黄灿然当初为何会走上翻译之路?写诗与翻译之间会互相影响吗?他说:“我会走上翻译之路当然和学英语有关,我从初中到高中英语一字不懂,在香港工厂干活的时候,因为要回大陆读大学,就去读了夜校两年,后来又去广州的一个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我发觉我上夜校两年英语进步很快,比普通高中生还好,于是对英语产生了兴趣。过去读了很多翻译作品,但懂得英语之后,就想到读原著,或英译的版本,而读了原文之后,很自然的就想到自己也来翻译。写诗促进我翻译,翻译也促进我写诗,写诗与翻译之间有可能互相产生很好的作用。”

 

在诗人与翻译家之间,黄灿然更认同哪一种身份?他的想法是:“很难说我自己认同哪一种,因为两个身份都是事实。但也因此经常变成诗人、翻译家两个身份。别人认同我是哪一种,我就是哪一种。就好像有人说我是香港诗人,或是更广泛的中国诗人。有些人读我的翻译,可能没读过我的诗,也一点不重视我的诗,另外一些人,他们喜欢我的诗和评论,也会喜欢我翻译的东西,这两种人都有。”

早报文学节2021

文学讲堂

——诗与小说及远方

讲题: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

主讲:黄灿然

主持:陈志锐

日期:6月3日(星期四)

时间:晚上7时至8时30分

读者可上联合早报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及书展面簿facebook.com/sgbookfair观看讲座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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