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出现杂音 高杠杆挨冷拳 经济分析师: 宏观经济政策没分歧

 周小川力挺个人住房贷款被解读为央行或适度放水,为房地产去库存加码。(彭博社)
 孙学工:中国领导层关注企业金融部门债务高企,已部署去杠杆。(互联网)
 胡一帆:中国的银行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负增长,不良贷款率还在不断上升。(瑞银提供)
▲陈波: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三去一降一补”来看,中国领导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仅没分歧,还有与时俱进及时修调的战略高度。(互联网)
插图∕蔡新友

江海行歌

5月9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权威人士’把脉经济的文章,在论述信贷过快增长、坚持防范金融 风险时,直指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 险源头,之前力挺高杠杆的论调,突然消声。

今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处于“L型走势”,且“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这个公开放话,给当时因楼市过热引起的市场乐观情绪泼了冷水,一度令外界怀疑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否出现了不同的主张。

这篇为中国经济把脉的文章引起中外媒体和金融机构极大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权威人士”毫不留情地批评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警告“树不能长到天上“,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民众的储蓄泡汤。

文章在论述信贷过快增长、坚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时,直指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并明确表态对于救不了的企业要坚决关闭、依法破产,不要动不动就“债转股”或是搞“拉郎配”式重组来自欺欺人。

6月13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长篇报道称,“权威人士”观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财经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财办)主任刘鹤的看法“如出一辙”,刘鹤出任中财办掌门人后,该办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其职能较之前更为充实,影响力随之扩大。

中国官方至今没揭开“权威人士”的面纱,受访学者告诉《联合早报》,“是不是刘鹤本人并不重要”,因为《人民日报》把脉中国经济的文章要么是习近平授意刘鹤而写,要么是习近平默认了刘鹤改革经济的观点,“无论哪种形式肯定是受到习许可的”。

在“权威人士”公开棒喝高杠杆之前一段时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作为力挺高杠杆的代表,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2月26日,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记者会,先是官方发出的材料中出现“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再是周小川本人力挺个人住房贷款,认为银行系统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相对较安全,被外界解读为央行可能会适度放水,为房地产去库存加码。

随后在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协、人大年会)和国际论坛上,周小川还多次分析了中国经济高杠杆的成因。

可是在“权威人士”把脉经济后,高杠杆的论调突然消声,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银行收紧住房贷款审批、抬高了房贷申请资格,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把房地产过热归咎于高杠杆。

中财办和央行有职能区别

刘鹤主掌的中财办和周小川领导的央行,职能本身并不相同,前者被认为与国家发改委较为接近,后者则主导中国的货币政策、推进人民币汇改和国际化进程。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中财办没有对外的官方网站,外界无从知晓这个正部级机构的具体职能。

不过刘鹤是习近平智囊团重要成员如今已不是秘密。上世纪90年代,刘鹤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研读经济学,对西方和全球经济有全面的了解,也曾长期供职于原国家计委,多次参与制定起草国家五年计划和中央经济决策文件的起草,是改革派。

据中财办原主任李智盛回忆,中财办有三项任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决策性建议,三是组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显而易见,中财办侧重宏观方向性政策,发改委更多是把政策转化为可执行做法,两者有分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外界认为中财办更多是承担各项经济改革任务的推进和落实,以此解释刘鹤率团到江苏、上海等省市调研后,地方上出台各自适用的供给侧改革办法。

国际市场尊重周小川

作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和“人民币先生”,周小川这位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受到国内和国际市场认可的,是其推动人民币汇改、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身为中国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4年来,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和可延续性,受到国际市场的尊重。

有金融界人士向本报指出,周小川曾任职于对外经贸部,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做过副行长和行长,熟悉金融系统业务和运行管理。

这名人士称,对于金融圈专业人士而言,“不是从这个系统走出来的很难发号施令,只有懂这个系统怎么运转,货币政策才能有效推行”。

国务院和财政部解释杠杆高在哪里

6月12日,早前临时缺席中美战略论坛新闻吹风会的周小川没按先前的计划出席上海陆家嘴论坛,引发外界“周小川去哪儿”的猜想。

央行网站6月13日在官网公布,周小川会见来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2016年度第四条款磋商的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双方主要就第四条款磋商情况、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基金组织改革、加强中国与基金组织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交代了周小川的动向。

紧接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0日到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官媒报道,李克强“充分肯定”金融系统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所做的大量工作,并指出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加强与积极财政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注重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实施好差别化金融政策。

三天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孙学工在国新办的吹风会上表示,中国当前总体债务水平和总杠杆率并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政府和居民杠杆率较低,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较高,就是债务相对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

孙学工表示,债务高企对企业和金融部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确实也存在累计和扩大的可能,“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做出了去杠杆的工作部署”。

观察人士认为,周小川之前公开言论中,已说明控制中国高杠杆率关键是应对企业高杠杆率,但由于企业和政府杠杆较多时候是和银行与金融机构有关,个人住房信贷加杠杆则与民众贴得近,因此社会舆论是围绕住房信贷解读。

瑞银财富管理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及中国首席经济分析师胡一帆博士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此杠杆非彼杠杆”,中国家庭杠杆在全球确实不高,经济政策并没有出现分歧。

她说,中国居民债务非常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房贷消费类贷款和小额贷款各为约25%和15%。中国政府债约占GDP的60%,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约占15%和25%,政策性银行约20%,全球来看也算较低。

但是,企业债务已占GDP的150%,且从2008年约87%起,七八年里翻了一番,快速增长势头堪忧。目前,中国的企业债主要集中在国企和房地产企业,其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债是国企房贷,大部分又集中在钢铁、煤炭、造船、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产业。

房地产企业贷款,则由2008年之前银行只能给房地产贷工程款,调整到在刺激政策下有了相当于土地贷款的信托等变通渠道,使得房地产杠杆从之前的40%至50%,上升到70%至80%。

胡一帆指出,金融债绝大部分集中在银行,而中国的银行从去年开始利润和收入都是零增长,今年上半年已出现负增长,不良贷款率还在不断上升,金融债也让国外投资者担心。

学者:“三去一降一补”有李克强经济学影子

有学者指出,从政策的延续性来看,当前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还有当年“李克强经济学”的影子。

2013年,巴克莱资本用“李克强经济学”来指代李克强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即用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三大重要“支柱”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

巴克莱资本当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要求中国出台经济刺激配套的呼声,虽然摒弃国家牵头的投资和去杠杆化可能造成痛苦,却可为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

李克强2014年作政府报告时论述增强内需拉动经济主引擎作用时,指出要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他过后在全国两会中外记者会上表明,中国2013年没采取短期刺激政策而实现经济预期目标,质疑2014年为何有刺激的必要。

坊间当时一度传出,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层大力反腐,但是中纪委在前线打虎拍苍蝇,确保经济平稳必须是后方的“定心丸”。因此在全球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领导层有过是否需要短期刺激企稳经济的念头。

领导层没分歧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波受访时说,中国除了没有寻求短期刺激,去杠杆化也在几年前被提出。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三去一降一补”来看,领导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仅没有分歧,还有与时俱进及时修调的战略高度。

还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职权上“不存在平行”,“知道谁是最后拍板的大老板,就不存在所谓的理念背道而驰”。

上述人士指出,原则上中国领导层不会公开挑战对方的观点,“它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

今年5月“权威人士”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要避免短期化行为,强调结构调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要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

之前的3月16日,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时已有同样的提法。李克强当时说,去年是世界经济六年来增速最低的一年,中国还是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目标,并没有用“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可持续的路,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

陈波并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回旋空间都不是特别多,一来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被检验并非特别有效,二来是中央财政拨款后,地方财政出现配套跟不上的情况。

他认为,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明白改革需要克服哪些问题,具体是执行和落实起来颇有挑战:“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胡一帆还指出,企业的不良贷款最终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尽快解决的办法是透明化,不藏掖债务,并用包括债转股等市场化手段解决。

她说,中小企业企业债问题,可以通过更多的市场参与购买,走民营化;如果是大型企业或者对中国经济有系统性影响的企业,则需要自上而下尽早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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