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人士:土耳其动乱或使疆独组织受抑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学者王湘穗教授认为,土耳其政变对中国的警示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要全力以赴处理好本国内部的事务,尤其要处理好社会内部的公平和效率,注意解决民众的关切的问题,保证社会各阶层稳定,防止出现混乱。

土耳其当地时间7月15日发生军人政变,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和分析。受访学者认为,土耳其如何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寻求传统和现代角色之间的平衡,以及土耳其与争取新疆独立人士的关系,是中国关注土耳其局势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客户端16日发布了六条信息,其中四条就是关于土耳其政变的事件介绍和分析。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网站环球网制作了“土耳其政变失败”专网,密集发布即时滚动消息。

环球网16日的社评点出,土耳其曾是军事政变频发国,1960年至1997年间共发生的四次军事政变都获得成功,这次是民选政府击败政变军人的唯一一次。

社评总结道,政变的昙花一现不意味着土耳其连锁般爆发的矛盾画上了句号,相反的很可能是政治斗争激化的信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土耳其政变不太可能如土执政党所说是受到了美国的指使,而更可能是由社会矛盾导致。

他说,土耳其长期面临如何在宗教和世俗化、西方化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而这次政变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危机。“土耳其经济增长从现政府上任时的10%降到目前的三四个百分点,社会矛盾就暴露出来,下层群众对经济情况不满,激化了希望维持世俗化路线的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矛盾。”

王湘穗认为,土耳其政变对中国的警示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要全力以赴处理好本国内部的事务,尤其要处理好社会内部的公平和效率,注意解决民众的关切的问题,保证社会各阶层稳定,防止出现混乱。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新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土耳其政变对中国最大的启示,是有必要在传统角色和现代角色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世界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解,革命家凯末尔(Kemal)缔造土耳其共和国,推动世俗化、西方化的改革,推行凯末尔主义。王义桅表示,在几千年伊斯兰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土耳其走了百多年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但走得并不很顺利。

他说:“中国也需要在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这些身份当中寻求平衡。中国也一样要创新、改革,还要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开创未来。”

他认为土耳其及一些阿拉伯国家面对的问题是,还没像中国这样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王义桅指出,土耳其离中国不远,政局不稳定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压力,可能影响到中国新疆的局势。他认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也需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平衡,土耳其如果能设计出一套能包容传统和现代的制度,可对新疆有所启发。

关注新疆问题的独立时评人蒋兆勇则向本报分析,土耳其政变引发的国内局势混乱,可能会让争取新疆独立的组织受到一定的抑制。

他解释,一些怀有泛突厥主义情怀的土耳其人视新疆为土耳其的属地,而一些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来的人士则把土耳其视为祖国,并向土耳其获取实际帮助,如利用土耳其护照偷渡到土耳其,然后转往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

王湘穗也有同感。他认为,土耳其国内目前应该会处于“稳定压倒一切”的状态,会避免卷入其他地方的冲突,以免引火烧身。“但是如果土耳其的局势继续混乱,极端化的势力占据上风,那么后面的局面就很难说,这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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