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北选民接见处上个月迎来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是中国广东省考察团的25名团员。趁选民还未到来前，访客先聆听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杨莉明分享接见选民的经验和心得。
广东官员对民生议题特别感兴趣，他们踊跃发问，其中不乏尖锐提问：身兼内阁阁员和选区议员的双重身份，当选民遇到困难时，您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选民去解决问题？两个不同的身份是否产生冲突？
杨莉明既是议员，也是总理公署、外交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她回复说，如果选民的问题是合理的，她会向内阁阁员反映并想办法解决。杨莉明坦言，绝大部分问题难以解决，但身为议员就有责任聆听选民的心声，让他们能有一个申诉的平台。
有广东官员在实地了解议员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后反馈说，议员每周接见选民及定期进行家庭访问，致力为选民解决民生问题的做法，“值得我们大力借鉴”。另有人表示，在长达11天的交流活动中，接见选民这个环节很值得学习。
这个由25名广东国企高干组成的“广东省高级官员研修班”10月18日至28日在新加坡做短期交流，考察主题是“国企创新管理”。除观摩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外，还参访新科航空服务公司，以及与淡马锡控股高层会面，了解淡马锡如何做出投资与撤资等决定的营运模式。
这是新粤双方于2014年签署“人力资源发展备忘录”之后，第三个前来新加坡交流的广东团。该备忘录由新加坡与中共广东省组织部签署，双方同意广东每年派一个团赴新加坡考察。据了解，考察主题都由广东省高层决定，前年至今年连续三年的主题分别是：“海洋经济”“基层管理”“国企创新”。
今年另有五中国团来交流
除广东省外，今年还有另五个中国团来新加坡取经。他们是四川省高级官员培训团、重庆高级官员培训团、中央组织部高级官员考察团、浦东干部学院考察团，以及澳门特区考察团。他们是在新中两国签署的“中高级官员交流培训项目框架协议”下前来交流，这个框架协议于2001年4月签署，今年已迈入第15个年头。
长期以来，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以“政府对政府”项目最为人所熟知。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去年启动的重庆互联互通项目都获得极高的媒体曝光率。外界较少留意的是，除政府间合作项目，新加坡与中国多个省份每年都持续展开多项技术与人才培训交流计划。
新加坡采取的是“政府一体”（Whole of Government）的运作方式，集合多部门、多机构的资源为中国官员提供培训。自1996年以来，已有5万5000名中国官员干部前来新加坡参加人力资源培训与交流活动。单单是新加坡外交部技术合作司负责的“新加坡合作计划”自1992年启动以来，已迎来6400多位中国官员。
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出台“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一系列改进作风规定，导致因公出国的中国官员人数大减。不过，前来新加坡进行短期交流的中国考察团却持续进行。在“中高级官员交流培训项目框架协议”下赴新加坡交流的数目，从2014年至2016年，三年间的团组总共有13个，凸显新中人才交流与合作之紧密。据了解，每当有中国团在上述框架协议下到访，新方都会安排一名内阁阁员与团员交流，以加深他们对新加坡治理模式的了解。
新方设置培训课程为中方“量身定做”
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中人才与技术培训的合作近年来也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以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项目为主，转向非传统领域如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其中一大亮点是，每个到访的中国团的考察主题都不相同，新方所设置的培训课程都应中方的需求而“量身定做”。
以今年的六个团为例，四川团的考察范围是“城镇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重庆团的交流主题是“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中共中央组织部考察团的重点是“宜居城市建设”，浦东干部学院考察团为了解中国的中央企业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来，广东团的研修方向是“国企创新管理”，澳门特区考察团是要了解新加坡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建设。据了解，澳门团对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和投票程序感兴趣，选举局还罕见地敞开大门，让澳门访客参观。
新中交流计划不只为中国沿海地区服务，也为西部省份提供各种量身订做的课程。去年底，由25名维吾尔族和汉族官员组成的新疆自治区高级官员研究班，就以“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为主题前来新加坡考察。我国是以华人居多的多元种族国家，政府如何管理多元种族社会成了新疆官员观察的重点。
一位新疆官员积极评价说，新疆可在法治、社会发展创新以及极端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向新加坡学习。不过，另有官员指出，新疆和新加坡存在巨大差异，新加坡人口稠密，新疆则土地辽阔，有的偏远地方人烟稀少。不少官员也深有同感，他们认为两地的地理环境大不同，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有一定的局限性。
杨莉明向《联合早报》指出，很显然的，两国国情大有不同，但双方又在多方面拥有相同的理念，彼此之间也有浓厚的亲切感。她说：“我们都希望经济持续繁荣，并且让广大的民众分享国家成功的果实。我们都经历过发展道路上难免会产生的各种矛盾，也都致力于维持社会的秩序。”
杨莉明也指出，新加坡不是中国的缩影，可是基本上都是亚洲社会，因此有借鉴的价值，而中国不仅成功摆脱过去的困难，在各领域也取得显著的成就，因此两国之间是带着相互尊重的态度，积极相互学习。
新中人才交流领域广阔
新中人才交流领域广阔，其中还包括每年为中国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部门的“小语种”官员开设三个英语培训班。相较于英语这类应用面较广的语言，“小语种”指的是只在少数国家应用的外语语种。据知，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曾经是学员之一，他在新加坡接受过四个月的英语特别培训。
两国间的技术与人才交流合作是双向的，不仅中国官员来新加坡，新加坡公务员也到中国学习。在新加坡公务员学院推行的“领袖行政管理计划”下，迄今已有200多位高级公务员到中国交流。
10月底，又有25名新加坡高级公务员赴北京与新疆考察并与当地领导和官员会面，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
其中一名公务员在行程结束后表示，中国之行收获不少，他在北京得以亲身了解中国政府如何致力于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确保社会维持一定的凝聚力，在新疆则有机会观察当地政府如何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去改善偏远地区对外衔接与互通的能力，以及为改善民众生活素质而推行的住房计划等项目。该公务员说：“这些都是世界各国政府面对的共同挑战，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按另一公务员的观察，中国城市在交通、环境污染、住房、经济增长和公众参与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极具创意的解决方法，而且问题的影响层面比新加坡还要大。这名公务员说：“中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值得我们观察和学习，因为它将形塑21世纪城市化的模式。”
展望未来，新中两国该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并维系各种人才培训与交流平台，继续为两国创造双赢？
陈抗：中国关注新加坡社会演变
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说，新加坡社会本身也在演变，政治上的变化尤其体现在过去两届大选中，“这个中国也都非常关注”。
陈抗说，如果新加坡在社会管理和政治改变方面都保持相对平稳，将能让中国对学习“新加坡模式”产生更大的兴趣。陈抗说：“2015年大选以后，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企稳，得票率也比较高，这无疑能提升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的意愿，新加坡模式应该还是很有吸引力。”
杨莉明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新加坡始终是“坚定的支持者”。她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毫无保留地提供援助。而现在的中国也累积了许多有效的管理经验。只要是中国认为有用的, 我们很乐意继续这些交流, 也将一如既往地与中国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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