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推出新世代反毒策略 戒毒医疗化引发除罪化担忧

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蔡田木教授:将毒品问题医疗化是掩耳盗铃。(蔡田木提供)
中华“赶路的雁”全人关怀协会执行长刘昊牧师:吸毒者的心理健康、心灵需求和社区关怀都应得到重视。(黄顺杰摄)
台湾警方今年7月在桃园和台中侦破第三级毒品“一粒眠”制造工厂,起获“一粒眠”及克他命等毒品。
11月又在云林和桃园侦破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厂,起获的毒品还包括俗称喵喵的甲基卡西酮及“一粒眠”。(台湾刑事警察局提供)

台湾民进党政府5月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从防毒、拒毒、缉毒、戒毒和修法五方面引进以“人”为中心的防制思维并建构缉毒网。五大反毒面向中,从司法矫正改以“医疗及复归社会为核心”的戒毒策略最牵动社会神经;“毒瘾疾病化、戒治医疗化”令议者担心台湾朝“毒品除罪化”前进。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蔡田木教授受访时明确表态不赞成毒品问题医疗化;他指出,反毒策略确需调整,但重点除了治疗,还要放在监控系统上。

林启铭(不是真名,34岁)的母亲在他小学时去世,父亲数年后中风瘫痪。在缺少父母管教的情况下,家中排行老二的林启铭开始在国中时期结交损友,14岁辍学,更在同年沾上毒品。

“当时年轻,对毒品的伤害没有很大的认知,当时很常玩在一起的朋友当中,有吸安非他命的。第一次吸,是想要融入朋友群中,也好奇那是什么,想要尝试。”林启铭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回想自己首次用毒的经验。

虽然安非他命可短暂消除疲劳、增加精力,林启铭却“不喜欢那个感觉”,并逐渐在另一群朋友的影响下,接触成瘾性极高、戒断症状特强的一级毒品海洛英。“我一开就上瘾,结果每天打,一天打三次,想要戒掉但戒不掉。”

某次,林启铭在警方的扫毒行动中被捕后,先是进入勒戒所观察勒戒两个月,再经少年法院裁定,关入戒治所强制戒治长达一年。他说:“戒治所是个无毒环境,我们没毒品可用,别人自然会以为我们成功戒毒,但毒瘾其实一直都在。”果不其然,林启铭重返社会后不久就再度染毒,这回变本加厉,为吸毒不惜花光积蓄还赌博,身上“能卖的就卖”。

“有天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不然以后真的会走投无路,所以决定到社区型治疗机构接受戒治。”

回顾过去的“毒史”,本月即将完成一年戒治课程的林启铭感触良多:“你说我真的爱吸毒吗?也不是。我其实更享受那种犯罪的快感,但过去的勒戒只是把我们当犯人关,根本没察觉毒瘾是种疾病、是种心理问题,是需要治疗的。”

台湾政府跨部会协作反毒

林启铭的经历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政府需要改变反毒策略。台湾政府向毒品宣战已有30年,但近年台湾毒品泛滥,吸毒人口激增并有年轻化趋势。官方统计,台湾去年查获各级毒品量总计6596公斤,比前年增加1756公斤。另外,全台监狱的犯人有一半与毒品犯罪有关,去年新入监的毒品受刑人达1万零933人,不仅创下过去四年新高,也扭转原本逐年减少的趋势,其中二级毒品施用人数增幅最显著。而单在今年首九个月,新入监的毒品受刑人就有8932人,比去年同期高出11%,可以预期的是,今年全年的新毒品受刑人将比去年多。

与此同时,台湾新兴毒品猖獗,为因应这些趋势,将毒品问题视为当务之急的民进党政府今年5月正式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预计未来四年投入100亿元(新台币,下同,约4.5亿新元)经费,比目前每年12亿元预算高出一倍多,透过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教育部等跨部会协作多管齐下,降低涉毒者的犯罪行为,抑制施用毒品的新生人口。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上月在该党中常会上就指出,“反毒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但确实是社会最在意的一件事,在选举的时候,也是选民托付最重要的一件事”。

她说:“从去年到今年大家都很努力在做,但是人民的感受还没那么强烈……除了有效、强力的统合之外,也要让人民可感受到政府有努力在做,而且是有成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新世代反毒策略五大面向

根据“新世代反毒策略”,蔡英文政府将从防毒、拒毒、缉毒、戒毒和修法着手,引进以“人”为中心的防制思维并建构缉毒网,同时以“量”为目标,溯源断根、阻绝境外走私,消弭毒品的存在。而在上述五大反毒面向中,目前在台湾社会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从司法矫正改以“医疗及复归社会为核心”的戒毒策略改变。

“毒瘾是什么?吸毒是一旦成瘾的话,就是一种慢性疾病。”主理戒毒策略的卫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司科长洪嘉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道。“毒瘾患者需要医疗帮助,如果你只是关他,是解决不了这些人的问题的。”她指出,过去的社会氛围认定,毒瘾并非疾病而是犯罪行为,政府因此相应把大部分的反毒经费投注在缉毒工作上,导致药瘾医疗发展资源不足。

临床心理师出身的洪嘉玑说:“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用国家的钱去帮吸毒者,可是如果你帮忙他,让他接受治疗,他就不会去作奸犯科,不会对他的家人造成影响,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好处,是没办法计算成本的。”

在新策略下,卫福部将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戒瘾治疗的品质,以及鼓励更多毒瘾患者自行寻求救治。例如,卫福部将在北、中、南、东各建立“整合性药瘾医疗示范中心”,针对不同毒瘾情况发展出一套综合并具有实证基础的医疗服务,同时有效落实个案管理制度,为毒瘾患者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协助他们早日重返社会。

卫福部也计划增设具备成瘾医疗量能的社区,及扩大对中途之家的补助。此外,当局也与其他部会合作,根据“成瘾医疗为核心,戒护为辅”的戒治模式为原则,检讨并重新规划司法矫正机关里的现行流程和管理规则。

不过,有关当局将毒瘾“疾病化”、戒治“医疗化”的作为,不免令外界担心台湾再尝试朝毒品“除罪化”前进。去年,时任不分区立委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顾立雄曾提出修法,主张扩大施用毒品“医疗前置化”,也就是让单纯施用毒品的药瘾者在进入司法程序前,先到医疗机构接受药瘾治疗,若能顺利根治,即不用进入观察勒戒等矫正程序,此举被视为变相“毒品除罪化”。由于当时民意调查,四分之三台湾人对“毒品除罪化”表示反对,顾的主张也就无疾而终。

蔡田木教授不赞成毒品问题医疗化

“我个人不赞成毒品问题医疗化。我认为这是掩耳盗铃。”研究毒品犯罪的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蔡田木教授受访时说明对这项议题的立场。他说:“举例来说,如果孩子没写功课,妈妈会怎样?用打的啊!毒品问题也一样。如果矫正本身没有存在痛苦,那怎么会有效果?”

蔡田木指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2008年经修正后,检察官可采取治疗胜于处罚、医疗先于司法的措施,针对一、二级毒品施用者提出缓起诉处分,让他们到医疗院所进行戒瘾治疗,形同有条件除刑但不除罪,有助缓解监所人满为患的情况。法务部资料显示,全台现行矫正机关的法定收容人数为5万6877人,目前已超收5521人,超收情况已逐年改善。

蔡田木说:“给这些人那么多机会和使用毒品的借口,你想毒品防治会有效吗?”他认为,反毒策略确需调整,但重点除了治疗,还要放在监控系统上,例如增派人力到各县市辖下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对吸毒者实施更具约束力的监控,如规范他们“在固定时间到固定地点报到”。

社区型复育中心提供全方位治疗

中华“赶路的雁”全人关怀协会执行长刘昊牧师认为,医疗戒治和行为监督不足够,吸毒者心理健康、心灵需求和社区关怀都应得到重视。

作为民间社会福利机构,“赶路的雁”自2003年在淡水设立“复育中心”,为药、酒瘾者开办为期一年、费用为每月1万7000元的戒治课程,至今前后已为400多位“学员”服务,包括现任复育中心主任的赵华谨。

今年45岁的赵华谨16岁开始吸食安非他命、大麻和海洛英,前后进出少年关护所、戒治所和监狱不下10次,始终甩不开毒瘾,直到加入社区型复育中心。他说:“社区型治疗比较全方位,戒瘾者能在‘没有离开过家’的社区环境中接受生理、心理和心灵疗程,我相信未来这种治疗方式是让吸毒因摆脱毒瘾的关键。”

林启铭对此感同身受:“如果我20年前就接触这种治疗方式,我或许就不会越陷越深了。”

查验新兴毒品难度高

包装精美的新兴混合式毒品在台湾快速窜起,对台湾政府的反毒工作造成一大挑战。为因应新趋势,防毒机关计划投入更多资源提升新兴毒品的鉴验量能,教育单位也将强化与检警合作,防止这类毒品入侵校园。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毒品查缉中心督察洪松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根据最新的贩毒趋势,毒贩会将不同毒品混入即溶咖啡包和茶包等包装,俗称“毒咖啡包”,供施用者以泡咖啡、泡茶的方式摄取毒品。去年底,台北知名W酒店发生毒趴致死案,死者郭姓女模就是因施用过量“毒咖啡包”丧命。

近年来,“毒咖啡包”行销手法推陈出新,贩毒集团为吸引年轻人“自创品牌”,包装设计时髦。洪松田说:“新兴毒品的伪装性、多变性和混用性,大大增加了鉴定实验室的负担;不知道里头有哪些毒品成分,鉴验困难。”

除了加剧查验难度,新兴毒品也对治疗形成不小挑战。卫福部心理及口腔司科长洪嘉玑说:“很多新兴毒品的个案到医院都是送来急诊科,因为根本不知道个案出什么问题。新兴毒品都混用,孩子吃了什么毒品,不只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治疗?”

有鉴于此,为扩充新兴毒品的检验量能,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和刑事警察局将辅助原主责单位——食品药物管理署,利用蛋白质核磁共振分析协助鉴验,并回报滥用药物检验通报系统。相关单位也将提升新兴毒品的尿液检验量能。

教育部相应配合,多管齐下强化防止新兴毒品进入校园,包括按学生年龄开发教材,并把药物滥用防治议题融入课程,同时运用网络媒体加强反毒意识,以及结合民间团体举办反毒宣导。

教育是拒毒第一道防线

官方统计显示,去年通报的药物滥用学生达1006人,较前一年减少743人,整体下降幅度为42%。但教育部认为,这只是因为近期青少年施用的毒品多为混合性物质,各品项的纯质净重低,施用后不易验出所致。

“赶路的雁”全人关怀协会执行长刘昊牧师指出,要做好“拒毒”工作,教育部有必要制订“反毒”课纲。“赶路的雁”自2008年进入校园展开反毒宣导,近年更启动流动“反毒专车”,运用科技到全台各地和离岛向莘莘学子灌输反毒知识。他说:“教育是拒毒第一道防线,我们一定要推动反毒课纲,强制学生了解反毒的重要。”

台湾毒品法规

台湾在1998年通过《毒品危害防制条例》 ,取代旧的《肃清烟毒条例》,意味着政府将使用毒品者认定为“病犯”,即兼具“病人”及“犯人”的双重身份。病犯吸毒遭查获后,会先到勒戒所进行观察勒戒,最多两个月。如果被判定有继续施用毒品的倾向,就会被裁定入戒治所,强制戒治六个月到一年。

病犯戒治后被抓到再犯,下一步往往就是送监服刑。由于观察勒戒或戒治场所均未提供完善的成瘾治疗服务,许多接受戒治者都指出,戒治所与监狱的处遇大同小异,只是暂时与外界隔离,但收容人甚至在里面与更多吸毒者、药头“进修”。

台湾毒品分级

在台湾,毒品依据其成瘾性、滥用性和社会危害性分为四级:第一级指海洛英、吗啡、鸦片和古柯碱等;第二级含安非他命、大麻及摇头丸等;常见于校园和年轻人圈子的克他命和俗称“蝴蝶片”的镇静剂赞安诺(Xanax)则分别属第三和第四级毒品。

根据现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运输或贩卖毒品的刑罚因级别而异,最严重可判死刑,最轻微则可处一年有期徒刑及并科罚金。

至于吸毒者,第一和第二级毒品施用者,可分别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余毒品级别施用者则免于刑罚处分。

为遏制毒品犯罪,法务部提案修法,除了全面提高刑责,未来贩售两种以上毒品给未成年者或孕妇的刑责会加重,持有五公克以上的三、四级毒也将面对刑罚,比现行20公克的标准更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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