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从1968年8月中至1973年10月初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当时，新大其实给了饶宗颐九年的聘约，而他也带着一家人前来，可是他后来觉得“新加坡不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所以只呆了四年就回返香港。
尽管如此，饶宗颐在新加坡短暂逗留的几年内仍大有作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说：“他有意识地选择了新马历史、南洋华侨华人历史和南洋史地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提倡文献、考古的结合，对于上述几个方面都有重要著述，有些研究是开拓性的，堪称经典。其次，新加坡也提供了饶宗颐反思修订过去相关研究，特别是涉及南海史地的一个时机……新加坡和南洋的文献、考古以及名胜也激发了饶宗颐的疑问和问题意识，提供了研究材料和思路。”
新加坡最早古地名论战
杨斌教授去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饶宗颐与新加坡的渊源，翻查了不少文献。令他印象深刻的发现之一，是饶宗颐与史学家许云樵教授的“蒲罗中”论战。
50年代初，许云樵根据《太平御览》的引文，以对音的考订方法，认为“蒲罗中”是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意思是“岛的末端”，并指“蒲罗中”就是1700年前新加坡的古地名。此后，“蒲罗中”就成了新加坡古名，甚至进入本地的教科书和政府年报。
然而，1970年元旦，饶宗颐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质疑许云樵考订的正确性。此后，两人轮番笔战。
本星期日（2月11日）即将在醉花林俱乐部主讲“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讲座的杨斌教授认为，论战之后，“蒲罗中”不再是新加坡最早古地名，反而被淡马锡取代，饶宗颐功莫大焉。
饶宗颐的著作《新加坡古事记》对于新加坡，甚至是东南亚史地研究有极大帮助和贡献。书内收集了1912年以前新加坡的各项史料和书籍，并分门别类为官方的实录、公牍、官员们出差的日记、游记，各种地志，以及文人墨客兴笔而成的文章与诗篇。
本地书画家梁荣基1962年到香港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时，师从饶宗颐。后来，饶宗颐来新教书时，两人经常在周末时候相约喝茶吃饭，或到书画藏家家里欣赏字画。
他形容老师是个话不多但很用心研究的人。“知道很多，除了著作以外，不是很熟的人很少交往，谈的就是艺术上的东西，学术的问题。”即使是旅行，也不忘研究，到英国和法国就去博物馆看甲骨文，去日本就找中国的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