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识脸技术引发安防与隐私之争

中国政府安防单位对人脸识别的庞大需求,支撑诸如商汤、旷视等多家提供AI人脸识别技术方案的企业。

一名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今年1月在深圳走丢了,家人在网上贴出寻人启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的员工看到启事后,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患老年痴呆,便决定帮忙找人。他利用商汤在深圳部署的智慧城市系统找人,联系当地的派出所,用老人的照片进行查询。三小时后,老人找到了。

人工智能(AI)可以让城市更安全。获AI辅助的群众视频监控,让有限警力如虎添翼,成倍提高安保效率,克服治理人口稠密、人群组合复杂的城市的挑战。不过受访学者呼吁,规范AI监控的法律,必须跟上科技。

获AI辅助的群众摄像监控,主要用于捉拿犯罪嫌疑人、反恐和预防犯罪。最近的例子是,香港歌神张学友在大陆开演唱会,警方在场外布控,三个月内在四个城市逮到五名逃犯,其中一人涉嫌在三年前骗财。如非借力AI,再厉害的警探单靠肉眼,也难以从数万名观众中认出多年前犯案的嫌疑人。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杨帆月前在产品发布会上说了个笑话:某年南京市有一件案子需要查看监控录像档案,案发隔天,全市的移动硬盘都脱销了,因为都被公安买去看监控了。到了第三天,轮到全市的眼药水脱销了。

他介绍,商汤新推出的SenseFace3.0人脸布控平台,可以把来自全城上万个摄像头的10亿人脸信息,实时与全国20万名逃犯的人脸进行比对,一次正常搜索可在十秒内完成。

平台还可以做到轨迹还原,只要输入一张照片,就可以搜出这个人过去半年在整个城市范围内被抓拍到的时间和地点。平台也能进行延伸分析,标出这人经常和哪些人同行、经常在哪里落脚等。

商汤还开发了一套底层平台,可以兼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平台的数据和信息,对所有信息进行深度学习,大大降低误报的概率。这方便市政府整合、协调市内不同区在不同时段安装的不同监控系统,实现对人流的无缝隙监控。装有芯片的智能摄像头,可直接在机体里进行计算分析,省去把视频传送给服务器分析的过程。

据商汤介绍,其产品过去在安防领域使用的成功案例包括:重庆市公安局在40个工作日内辨认出69名嫌疑人,抓捕14人,效率是人工辨认的200倍;协助河北省易县公安破获重大绑架案件;广州市公安局用以图搜图的检索功能,进行案发现场人脸截图与标准库照片比对,查询人员身份,破案200多宗;深圳市公安在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通过动态人脸布控系统实现了近20万人次的人像识别,比中20多名有前科的人员。

中国政府安防单位对人脸识别的庞大需求,支撑诸如商汤、旷视(Face++)等多家提供AI人脸识别技术方案的企业。商汤今年4月刚完成由阿里巴巴集团领投、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等跟投的C轮6亿美元(约8亿新元)融资,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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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科技可以对人和物进行实时识别,包括行人的性别、着装等特征,车辆的牌子、颜色等。识别后的信息会被解构化地储存,减少储存容量的压力。图为示范页面抓拍。(游润恬摄)

专家吁立法保障个人隐私

AI让公安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对更多人进行实际监控,减少城市执法的死角和盲点,起到阻吓犯罪的作用。不过受访专家和学者强调,AI监控必须有个度,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安防效率和个人隐私及公平权利之间的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目前民法总则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人身隐私有一定的保护,例如在决定对谁采取监控时,公安有严格的批准程序,只能针对有前科,或曾在犯罪现场留下痕迹的嫌疑人。

他认为底线应该是,绝对不能伤害到无关人群的隐私。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私生活等无关犯罪的信息,也不应该被公开披露。

朱景文说:“公安在办案过程中,有时因为各种考虑而需要秘密进行监控,这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线,具体应该怎么划,法律还需更明确,大家还在探索,还没有结论。”

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告诉本报,中国在群众监控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规范监控的法律框架却距离国际人权标准非常遥远。需要规范的元素包括,谁有权对谁进行监控,谁来监督监控者,能否无限期监控,监控的信息能保留多久,被监控者如果不同意被监控可否提出抗辩。

她说:“中国政府以维稳的名义,可对被他们定义为问题人物的人任意进行监控,包括精神病患者、少数民族、异见人士等未必已犯了罪的人。由于AI是在历史信息的基础上训练计算法,一开始就把这些人群标为问题人群,未来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歧视性监控。”

不过杨帆在发布会上说,AI监控,其实比用人来监控更能保护到被监控者的隐私,因为在看的是机器,不是人。

这种说法难以让质疑者放心。计算程序是个黑箱,公安不会公开哪些元素、哪类人会受到监控系统比较多关注,只要监控过程没有受到监督,就难确保绝对不会被滥用。

(作者是《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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