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博会：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流量持续增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从2006年到2017年间，世界商品贸易增长了32%，服务贸易增长了64%，国际贸易继续在维持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缩小国家间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自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呈现出了两个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各国经济利益冲突加重，动摇了旧的贸易体系和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其中欠发达国家收益较小，发展中国家收益较大，新兴经济体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流量都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对其在国际分工、贸易规则等领域的主导力构成了威胁。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将持续增长，其资本存量、科技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将逐步提高，这将动摇基于原有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贸合作中的冲突加大，收益减少。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收入差距扩大，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历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重创，发达国家更是深受其影响，由此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其国内的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其国内的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为了转移矛盾焦点，部分政客过度渲染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日渐高涨，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其决策者为迎合选民而放弃国家根本利益，一些“逆全球化”的经济行为应运而生，突出表现为英国的“脱欧”，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对任何国家、地区或企业而言，决定贸易能否开展的首要因素就是需求。在同等条件下，需求越大，贸易额也就越大。现在的问题是，伴随以贸易单边主义升温、投资保护加剧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为表象的“逆全球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速大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众多的内外困难。如果不及时通过进口注入需求“流动性”，国际贸易增长的动能会逐渐减弱，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陷入衰退泥淖。

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2018年11月5日，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体现了磊落的大国担当，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进出口的相对重要性伴随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变动是必然的规律。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相对于劳动力而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更为稀缺。因此只能通过原材料或初级品的出口来积累资金，进而通过从外贸出口中学习等方式，积累国际贸易经验，这个阶段通常以出口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实行的是一种“为出而进”的模式，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缔造了“中国出口奇迹”，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会逐渐升级，这个阶段通常是出口、进口并重。目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公民，已经到了无法囿于本国产品与服务的阶段。中国不能只做“世界工厂”，更要做“世界市场”，这意味着扩大进口，促使进、出口平衡发展是贸易模式调整的当务之急。

中国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着眼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和战略决策,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契合了国际社会对拓展中国市场、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强烈愿望,也契合了中国广大消费者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迫切需求，是一项利于世界也利于中国的双赢之举。

但进口博览会并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终点。相反，对外开放格局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和法律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具体而言，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中，初级原料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贸易的比重逐渐减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贸易的比重逐渐提高，需要更加有效的产权和契约保护制度与之配套。

随着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的升级，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急速提高，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相关的立法和执法提出了新要求。不仅如此，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边际成本”也逐步提高，对中国的经济体系和治理体系也将带来更大的挑战。

（高凌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臧成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