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认为，中共十九大以来的政治改革不是在走回头路，也不是对邓小平政治理念的否定。他说，现在的领导人是知青一代，经历过文革，所以不可能往回头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一场介绍过去40年中国政治改革的讲座上受访时说，中国在政治上“不会走回头路，没有人想走回头路，也没有答应走回头路”。
他昨天在北京出席中国记协的新闻茶座时说，国际舆论认为，过去4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来得滞后，但是其实中国的体制是先从政治做起的，因为冲破原来不适合经济发展的体制，需要政治上的变化。
房宁对亲历改革开放的老干部进行口述历史研究时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标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事件是“干部四化”，也就是提倡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例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就为深圳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
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干部四化”，达到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实际作用。中国在1982年修改宪法，明确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只可连任一届。因此当中国今年3月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时，有舆论担心中国政治是否在走回头路。
房宁昨天就此受访时，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共十九大以来的政治改革不是在走回头路，也不是对邓小平政治理念的否定。他指出，现在的领导人是知青一代，经历过文革，所以不可能往回头走。
他说：“现在挺好的，为什么走回头路呢？回头路是现在的路走不下去才走的。”
询及中国政治改革未来的方向，他表示，研究了其他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政治发展变革后，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引导政治参与，让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能够有序地被现有体制吸纳。中国三个新兴社会群体是企业家、农民工和城市白领。
须塑造新型政治文化
他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国家，又在世界已经形成的经济秩序中面临多重困难，有必要保持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的稳定。为维持稳定，至少在中国于本世纪中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前，权力必须是集中的。
房宁认为，中国今后还须要做的政治改革，是塑造新型政治文化。他指出，西方在长期民主政治进程中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这个文化，以致出现很多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得学会用民主和协商的方法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各阶层、集团、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改善公务员待遇 是中国未来重要的事
谈到腐败，他认为问题根源是官员待遇，因为“透明国际”清廉指数靠前的国家，基本都是可以给公务员较好待遇的发达国家，而清廉指数排名靠后的国家，基本都是公务员待遇差的发展中国家。他认为改善公务员待遇是中国未来要做的重要的事，呼吁社会能理性看待和理解。
回答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提问时，房宁表示，可以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更多经济改革，但令他忧虑的是美国提的问题标准太高，中国短时间内改变不来。
他表示，中国政府知道，要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就必须改革，并正为此努力。但是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厢情愿。“改革是有条件的、有成本、有代价、时机的。具备上述元素的情况下，政府主观上努力，可以更好地推进改革。如果条件不具备，只能创造条件。”
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压迫，好像是要让中国在政策上及时作出重大改变。“但是中国所有的重大的改变都是需要条件的，不用说美国政府不能决定，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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