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这一耐人寻味的迹象预示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或将成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仅是中共向中国民众做出的政治承诺，而且是中国经济在“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提前到来和人口红利提前结束的背景下能否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库兹涅茨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这就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点即库兹涅茨拐点）持续增长的关键。
根据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2000年，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但那时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59美元，按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标准分类，属于中下收入国家。另据1991年中国确定的16个基本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在2000年并未达到目标，因此并非全面实现了小康。从16个指标的实现情况来看，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2.74:1。
2017年中国GDP已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提前实现了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028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8813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评判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的特征并未改变，难点在农村的特征也未改变。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仍高达2.71:1，农村贫困人口达3046万人。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提前结束，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已难以持续。
在二元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非农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移。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民工荒”现象。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9年的4.3%一路下滑到2017年的3.9%，劳动力供给趋向紧张。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趋缓。
日本在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总劳动人口数量庞大，抚养比仍然较低，劳动力供给方面不存在明显约束，因而得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劳动力人口增量少于减量，经济面临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在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共同作用下的劳动力供给紧张，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带动消费兴起，消费上升带动储蓄下降，进而引发投资增速下降，由此经济增长动力将由投资转为消费。然而，社会有效需求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在增加，但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将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不同国家的经验表明，能否成功越过库兹涅茨拐点，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具体表述为四个方面：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还未正式下发，但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或仍将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
牢固树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落实到“人、钱、地”，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同时拉动内需，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