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金水桥前，随后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东交民巷，试图进入外国驻华使馆区，遭阻拦后又前往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痛打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这一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日子之一，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今已过百年，中国也经历了三大历史时期，但五四运动从没被遗忘，它的意义和精神也在不断被总结，被赋予新内涵，长盛不衰，历久弥新。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一战的胜利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范围，但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代表的要求，还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3日晚，获知北洋政府将签署巴黎和约的北京大学学生紧急举行学生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包括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北大学生、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来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
在第二天的游行示威中，学生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被认为是“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游行示威最后以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以及32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告终。
狭义与广义五四运动
北京学生上演的五四抗争很快传到各地，上海、天津、长沙、广州、南京等地的学生也纷纷成立团体。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地发出罢课宣言。多个城市学生响应罢课。
面对突如其来的学潮，北洋政府一度尝试采取怀柔政策，释放了五四当天被拘押的学生，但随着学潮不断升级蔓延，当局又采取镇压手段。1919年6月4日，当局逮捕了800多名学生，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也从罢课扩展到罢工、罢市，并蔓延到全中国100多个城市。
1919年6月10日，内斗不断的北洋政府在强大社会压力下，宣布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但学生和各界人士继续抗争，阻止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结束。
1919年五六月份发生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救国图强的政治运动，即狭义的五四运动。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五四运动的爆发离不开此前数年新文化运动的滋养，五四运动的影响也绝非限于惩办几个“卖国贼”，以及中国代表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短期政治目标，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也是新文化运动传播与发展的助推器，对近代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从1915年至1920年代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叫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高呼的口号大多是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五四时期涌现了许多新理念，包括思想解放、平等自由、爱国图强等等，但最响亮、最持久的口号还是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念和口号仍是激励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源泉。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精髓。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中共推崇五四运动
除了严重冲击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思想文化外，广义的五四运动也催生了中国政治新格局，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也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刘仁静因参加五四游行而遭当局逮捕；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在五四时期表现活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五四运动为中共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作为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毛泽东一向对五四运动情有独钟，高度评价。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标定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80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
毛泽东还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是毛泽东推崇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未稍减，直到1960年代中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鼓动红卫兵像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大破“四旧”，将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横扫，结果让中国陷入长达10年的内乱。
五四“逢十”纪念高规格
1978年底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出现一些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而将这个分水岭推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时，随着中共努力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官方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强调五四运动的造反和抗争意义，尤其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虽然五四仍是青年的节日，但五四运动中学生游行示威、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事迹很少在官媒中出现，五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内容也都有了更严格规范。
不过，中国官方依然强调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并在五四运动“逢十”周年时举行高规格纪念大会。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讲话；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常委李长春发表讲话。
据了解，中国官方将在今年4月底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可能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习近平三个加强纪念五四
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五四运动举行集体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这次集体学习是要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他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引导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加强对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中共的领导，听中共的话、跟中共走。
新华网等官媒报道称，习近平讲话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青年要在新时代进一步赓续传承五四精神，在中共领导下，向着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传承五四精神 阐明新评价新目标
习近平有关五四运动的讲话和官媒的解读，基本阐明了中国官方对五四运动的新评价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新目标。
不过，在经济和利益至上的当下，百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已显得十分遥远。对很多人来说，纪念五四运动似乎只是官样文章，与忙于挣钱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何况，中国早已告别了贫穷落后、民族危亡的年代，当今青年基本没有物质匮乏、忧国忧民的经历，很难理解先辈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激昂与悲壮。
但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追求的唯一目标，任何社会都不能缺少精神支撑。以民主科学、思想解放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不仅是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更具有无可取代的现实与普世意义。这正是人们纪念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的价值所在。
五四后中国经历三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9年至1949年
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打下江山，成为执政党。
■第二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
中国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晚年时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
■第三个时期：1979年至现在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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