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五四纪念何其难哉?

5月4日就是影响中国历史与华人文化变迁的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的日子。

虽然已过了一个世纪,五四的影响与留下的问题,至今依然迫切而现实,不讨论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尽管这起历史事件所涉及的争议与层面是如此矛盾复杂,连写一句话都难。

首先,所谓“一百周年”的说法,本身就含有导向性与争议性,让人倍感纠结。学界早在数十年前即指出,“五四”包含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位,其中更绝然者甚至认为历史上有两个“五四”:一个是1915年至1921年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杂志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1919年5月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爱国群众运动;前者以文化为属性,后者以政治为属性。

将“五四”区分为两起事件,或是将“五四”视为单一的一场运动,代表着不同的取舍与历史评价。持前一种立场的标志人物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自由主义者胡适。胡适晚年时这样说:“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

胡适所指的新文化,包括白话文,来自英美国家的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思想、个人自由、女性平权等理念,这些新观念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泛传播并“战胜”旧文化。应该说,后世的中国人与后来移居到世界各地的华人能有今天的一些生活方式与理念,需要感谢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在中共的正统论述中,更值得歌颂推崇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的学生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宣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核心意涵是革命与爱国主义。反之,1919年以前的文化运动被认为是“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意义不及后来的革命与爱国主义运动。

同时,“五四”也有其不足与伤及无辜之处——不论是把五四看成一个事件、两个事件,或者把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看成一个广义的、前后衔接的连绵整体,都掩饰不了五四运动与五四思潮的不成熟。

自由主义者批判五四爱国政治运动,横生阻断了一场文化启蒙,走向激进主义与后来的暴力革命道路;左派批评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性不足,所倡导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在中国面对列强倾轧,民族面对存亡危机的上世纪初,原有的传统政治秩序与道德成了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批判的对象,饱受左翼与右翼夹攻、足足是“左右不是人”。“打倒孔家店”的思潮,至今还在一些领域发挥作用,一些新儒学者坚持必须全面否定五四。

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却又是“打”不倒的,用激进革命割不断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其生命力超乎想象。从负面的角度说,传统文化里一些守旧元素,包括官员将权力“私有化”,精英变相的三妻四妾、社会封建迷信等近年又死灰复燃;从正面角度看,重视家庭、长幼有序等传统价值观,在社会文化里仍有深厚的基础。

即使是大力倡导“打倒孔家店”与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仍是儒家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统的再生。中国学者陈思和最近为纪念五四百年撰文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古代史的自然延续阶段。虽然它表面上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进行否定和批评,用的武器也来自西方,但是引起这一切的仍然是儒家“士”的精神传统。

这个绵延千年,至今没有被摧毁殆尽的精神传统应该得到更大的肯定与珍惜;从这个角度看,站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也无需再把五四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值得思考的倒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上更为旺盛的,并不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传统,而是前面所说的消极复古元素,或者是如今大行其道的庸俗成功学、求官术?

这一方面好像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另一方面也与对于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反思不足有关。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倡导的是延续新文化运动的这个主题:让每一个人建立独立完整的人格,建立批判性的思维、抵制盲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然而现实是,对于五四究竟是什么,该如何评价与定性,各方依然在各说各话,又怎么做好批判性继承与纪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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