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韩咏红
hanyh@sph.com.sg
香港位置怎么摆？
除了规划纲要细节不足以外，粤港澳大湾区眼前还有更严峻的问题。香港今年6月持续至今的社会抗争运动，已经明显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布局。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东方之珠的前途一夕变得黯淡，旅游业餐饮业一片哀鸿，资金开始往外撤离。
在中央政策的层面，香港抗争带来的第一个重要改变，是中央政府发文宣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股市的深圳概念股应声而涨，政治触觉敏锐的投资者立即捕获这样的信息：中央有意让深圳取代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郑天祥受访时分析，反修例示威将明显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央规划2022年基本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的时间表恐怕将延后，香港的地位也受到影响。
他说：“原来的设想，大湾区同港澳融合，由香港来带头，现在它肯定带不了头了，不衰落都已经算好。”
香港成为“战场”后 中国做好两手准备
各种信号显示，北京一点都没有轻忽香港当前的这场抗争，问题的关键早已不只是港人对港府和北京的不满，而是牵扯到整个中国崛起的战略，美国已然把香港变成了贸易战之外，另一个遏制中国的“战场”。
郑天祥指出，香港这次的问题“是比较严重”，因为中美战略较量处于新阶段，中美之间出现全面战略对抗的苗头，中国并不希望对抗，但是形势逼人，中国也不得不想好对策。
他分析，美国的最后一张牌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中国政府如今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希望美国不会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比较有耐心地应对；另一方面，像离岸贸易、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建设，会让深圳加快推进，避免陷入被动。
郑天祥指出，香港每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400亿港元，美国对此也是“很心疼的”。“如果北京出动军队到香港，美国就有借口，但中国也吸收了历史教训，不会再有一个六四事件”。万一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真的取消了，中国可能把一部分贸易搬到澳门去。
他说：“澳门以前只有博彩没有别的东西，现在中央下决心扶持澳门，四个中央实验室都放在澳门，还盯着它的科创发展。”
“大陆须做到真正开放”
对于香港的未来，郑永年认为，香港有着此前殖民政府百年的贸易中心与金融业积累，地位不会被其他城市取代，也没必要取代，大家“只能是互补”。
香港的抗争会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吗？郑永年说：“我觉得没关系；首先大陆方面开放，真开放。不要老用硬的方法去拉人家，强扭的瓜不甜。你要用经济诱因，广东有就业机会，在香港又找不到工作了，我不相信香港人喜欢天天去游行，你能游行几年？哪怕是台湾，台湾人照样往大陆跑，你大陆就是真正的做起来，真正的开放一点。”
吸引港青就业 大湾区政策有巨大空间
中国中央政府推出大湾区的构想，其中一个重要使命是为香港青年提供创业、就业机会，但成效还不够显著。《联合早报》记者本次采访中，见到在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大陆青年演示新产品，他们坦承科大的香港同学到大陆创业的不多，原因估计是“待遇不够吸引力”。
客观而言，广东地区的薪金水平依然低于香港，再者中国大陆的税率又高，个人所得税比香港高出近30个百分点。到今年上半年，“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才刚在广东大湾区九个城市落地，而对港青在大陆安家落户的住房政策、社保等配套都没跟上，对港青的吸引力当然不足。不过，这恰恰是政策能够发力的巨大空间。
对此，郑永年指出，在鼓励港青在大湾区实现就业方面，大陆可以推出更多鼓励性政策和诱因。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多年经验证明，凡是企图改变“两制”的做法肯定失败，“这样情况下，你要问的不是怎么改变两制，而是一国能做什么？那就是加法（让港人同时享受香港与大陆的福利），而不是减法。”
他也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不要一心以为把粤港澳三地整合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搭建国际平台，吸引欧美和国际资本。“如果你只是针对香港、台湾，肯定死路一条，大家都不来。福建的平潭就是一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如果欧美人来了，香港、台湾人都会拼命来，你要是专门留给他，他反而说是一个陷阱。”
赶超新加坡 深圳竞争对手改变？
从世界的客观规律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好了，欧美资本“一定会去”，关键是要做到真正的开放、透明、法治，不是只是纸面上的开放。
有本地商人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一个小故事：深圳被中央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后，一名当地企业高管的第一反应是：“嗯，我们下星期到新加坡考察。”
随着香港社会抗争导致深圳地位被突然拔高，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管相信，深圳的对标对象已不是香港，而是新加坡；换一种说法，深圳已将新加坡视为竞争对手。
本次采访行程中，《联合早报》记者就接连听到几名深圳官员赞扬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并表示深圳正在努力学习。记者也听说，深圳高级官员曾半开玩笑地给下属出考题：深圳能不能跟新加坡做得一样好？今后有了中国国家的支持，深圳是不是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更快、更好？
本地商人：新加坡不可停步不前
一直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本地商人提醒，新加坡切不可自满，停步不前。深圳在法治、金融体系等许多方面都明显比不上香港，但是如果中国被迫需要利用深圳，是否就会下定决心在法治、透明度等方面做出实质改变，增强外资的信心？同样的，外资是否也会被迫考虑深圳作为一个选择？
他说：“我们要想一想，41年前当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深圳都可以发展成这样，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实力，你想它会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什么样子？”
粤港澳大湾区隐忧
中国有句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珠海一路走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记者心中渐渐清晰起来。然而，它和想象中的“世界一流湾区”，感觉又还是有些距离。
受访学者指出，当前的症结在于，湾区的发展虽有了中央的顶层设计，但是地方规划没跟上，缺乏细节，制度的互联互通也远远不足。
郑天祥就语带焦虑地说：“纲要是中央的、理念性的，真正要落实落地，地方每个市应该要做出自己的规划，要很具体的。”
郑天祥曾担任广州市政府政策咨询顾问，如今受几个地方政府邀请，“一个一个”规划地帮着设计。
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
多次在珠三角考察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也强调：“顶层设计是属于中央，细节应该是属于地方。现在制度上的互联互通远远不够，交通的连接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就说港珠澳大桥造好了，有牌照上桥的车只有1万多辆，这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零零星星的，成本能收得回吗？”
郑永年具体指出，大陆、香港、澳门的三个关税区，以及三地的企业制度，税收制度都还不统一。他进一步分析，制度设计要产生新的机制，形成“化学反应”，粤港澳大湾区这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让人赞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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