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隐忧与香港的位置

香港和深圳仅一条深圳河之隔。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左)高楼林立,对岸香港地段则尚未开发。(彭博社)
香港和深圳仅一条深圳河之隔。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左)高楼林立,对岸香港地段则尚未开发。(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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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稿

韩咏红

hanyh@sph.com.sg

香港位置怎么摆?

除了规划纲要细节不足以外,粤港澳大湾区眼前还有更严峻的问题。香港今年6月持续至今的社会抗争运动,已经明显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布局。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东方之珠的前途一夕变得黯淡,旅游业餐饮业一片哀鸿,资金开始往外撤离。

在中央政策的层面,香港抗争带来的第一个重要改变,是中央政府发文宣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股市的深圳概念股应声而涨,政治触觉敏锐的投资者立即捕获这样的信息:中央有意让深圳取代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郑天祥受访时分析,反修例示威将明显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央规划2022年基本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的时间表恐怕将延后,香港的地位也受到影响。

他说:“原来的设想,大湾区同港澳融合,由香港来带头,现在它肯定带不了头了,不衰落都已经算好。”

香港成为“战场”后 中国做好两手准备

各种信号显示,北京一点都没有轻忽香港当前的这场抗争,问题的关键早已不只是港人对港府和北京的不满,而是牵扯到整个中国崛起的战略,美国已然把香港变成了贸易战之外,另一个遏制中国的“战场”。

郑天祥指出,香港这次的问题“是比较严重”,因为中美战略较量处于新阶段,中美之间出现全面战略对抗的苗头,中国并不希望对抗,但是形势逼人,中国也不得不想好对策。

他分析,美国的最后一张牌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中国政府如今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希望美国不会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比较有耐心地应对;另一方面,像离岸贸易、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建设,会让深圳加快推进,避免陷入被动。

郑天祥指出,香港每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400亿港元,美国对此也是“很心疼的”。“如果北京出动军队到香港,美国就有借口,但中国也吸收了历史教训,不会再有一个六四事件”。万一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真的取消了,中国可能把一部分贸易搬到澳门去。

他说:“澳门以前只有博彩没有别的东西,现在中央下决心扶持澳门,四个中央实验室都放在澳门,还盯着它的科创发展。”

“大陆须做到真正开放”

对于香港的未来,郑永年认为,香港有着此前殖民政府百年的贸易中心与金融业积累,地位不会被其他城市取代,也没必要取代,大家“只能是互补”。

香港的抗争会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吗?郑永年说:“我觉得没关系;首先大陆方面开放,真开放。不要老用硬的方法去拉人家,强扭的瓜不甜。你要用经济诱因,广东有就业机会,在香港又找不到工作了,我不相信香港人喜欢天天去游行,你能游行几年?哪怕是台湾,台湾人照样往大陆跑,你大陆就是真正的做起来,真正的开放一点。”

吸引港青就业 大湾区政策有巨大空间

中国中央政府推出大湾区的构想,其中一个重要使命是为香港青年提供创业、就业机会,但成效还不够显著。《联合早报》记者本次采访中,见到在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大陆青年演示新产品,他们坦承科大的香港同学到大陆创业的不多,原因估计是“待遇不够吸引力”。

客观而言,广东地区的薪金水平依然低于香港,再者中国大陆的税率又高,个人所得税比香港高出近30个百分点。到今年上半年,“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才刚在广东大湾区九个城市落地,而对港青在大陆安家落户的住房政策、社保等配套都没跟上,对港青的吸引力当然不足。不过,这恰恰是政策能够发力的巨大空间。

对此,郑永年指出,在鼓励港青在大湾区实现就业方面,大陆可以推出更多鼓励性政策和诱因。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多年经验证明,凡是企图改变“两制”的做法肯定失败,“这样情况下,你要问的不是怎么改变两制,而是一国能做什么?那就是加法(让港人同时享受香港与大陆的福利),而不是减法。”

他也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不要一心以为把粤港澳三地整合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搭建国际平台,吸引欧美和国际资本。“如果你只是针对香港、台湾,肯定死路一条,大家都不来。福建的平潭就是一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如果欧美人来了,香港、台湾人都会拼命来,你要是专门留给他,他反而说是一个陷阱。”

赶超新加坡 深圳竞争对手改变?

从世界的客观规律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好了,欧美资本“一定会去”,关键是要做到真正的开放、透明、法治,不是只是纸面上的开放。

有本地商人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一个小故事:深圳被中央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后,一名当地企业高管的第一反应是:“嗯,我们下星期到新加坡考察。”

随着香港社会抗争导致深圳地位被突然拔高,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管相信,深圳的对标对象已不是香港,而是新加坡;换一种说法,深圳已将新加坡视为竞争对手。

本次采访行程中,《联合早报》记者就接连听到几名深圳官员赞扬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并表示深圳正在努力学习。记者也听说,深圳高级官员曾半开玩笑地给下属出考题:深圳能不能跟新加坡做得一样好?今后有了中国国家的支持,深圳是不是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更快、更好?

本地商人:新加坡不可停步不前

一直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本地商人提醒,新加坡切不可自满,停步不前。深圳在法治、金融体系等许多方面都明显比不上香港,但是如果中国被迫需要利用深圳,是否就会下定决心在法治、透明度等方面做出实质改变,增强外资的信心?同样的,外资是否也会被迫考虑深圳作为一个选择?

他说:“我们要想一想,41年前当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深圳都可以发展成这样,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实力,你想它会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什么样子?”

粤港澳大湾区隐忧

中国有句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珠海一路走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记者心中渐渐清晰起来。然而,它和想象中的“世界一流湾区”,感觉又还是有些距离。

受访学者指出,当前的症结在于,湾区的发展虽有了中央的顶层设计,但是地方规划没跟上,缺乏细节,制度的互联互通也远远不足。

郑天祥就语带焦虑地说:“纲要是中央的、理念性的,真正要落实落地,地方每个市应该要做出自己的规划,要很具体的。”

郑天祥曾担任广州市政府政策咨询顾问,如今受几个地方政府邀请,“一个一个”规划地帮着设计。

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

多次在珠三角考察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也强调:“顶层设计是属于中央,细节应该是属于地方。现在制度上的互联互通远远不够,交通的连接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就说港珠澳大桥造好了,有牌照上桥的车只有1万多辆,这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零零星星的,成本能收得回吗?”

郑永年具体指出,大陆、香港、澳门的三个关税区,以及三地的企业制度,税收制度都还不统一。他进一步分析,制度设计要产生新的机制,形成“化学反应”,粤港澳大湾区这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让人赞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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