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燃烧青春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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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19日下午3时,裘尧天在宁波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黑龙江鹤立镇的火车,汽笛长鸣的那一刻,他和同车550名宁波青年被抛进翻滚的命运之河,对前途的彼岸一无所知。

“那时农场待遇好,每个月32元(人民币,约6新元),等于彻底独立了,而且我是老大,我去支边(即支援边疆建设),能为妹妹争取到工厂工作的机会。”

北上黑龙江的决定,裘尧天做得非常坚定。除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在这个20岁的年轻人眼里,神秘的北大荒也是一片能够接纳他无处安放的青春的热土。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个消息最初让城里的年轻人有点兴奋:他们不必整天学习了,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批评学生的教师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那年,裘尧天读初三,正准备迎接高中入学考试,却意想不到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中“解脱”出来。

69岁的裘尧天在宁波家中受访,回忆起那段动荡的日子,他感慨当年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革命”,“只是觉得很开心,中央号召要搞文革。不用升学考试了,而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失去了学习机会。”

很多事情最初让裘尧天困惑:北京回来的宁波籍大学生在市政府办公楼静坐,叫做“造反有理”;横扫“四旧”,一群中学生居然冲进城隍庙,把以前虔诚供奉的神像砸得稀巴烂。

懵懂的他很快接受第一次政治洗礼。他和几个红卫兵被指派到一户人家抄家,翻箱倒柜后找出一顶国民党军官帽。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是,‘有些人无时无刻不想着搞复辟’,摆在眼前的军帽确实是非常生动的一课,一下子让你觉得文革有必要了。”

在文革最亢奋的日子,数十万学生以“学习交流革命经验”的名义,免费到各地展开大串联,接受领导人检阅,到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观光。

裘尧天两次到北京参加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和同学到南京、韶山、贵阳、重庆等地串联。

他回忆道:“火车上都是人,水泄不通,有人睡在座椅下,有人爬上行李架,凡是学生面孔的都能上车。大家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住到哪里,像无头苍蝇般涌向全国各地,消耗国家的粮食、资源。”

闹得最凶的时候,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右臂至今还有疤痕,成为那段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相比裘尧天,更多中国人在文革中受到更大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但中国官方很少提到这段历史。

一些经历过那个非理性时代的中国人也不愿去说,有的不想重新揭开好不容易结痂的旧创伤,有的没有勇气面对内心的愧疚,还有人到今天,也没彻底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年轻一点的人,除了有限的历史教材和文艺作品,根本无从想象。

裘尧天很少与人聊起这些,封存的记忆在访问中一打开,当年的画面都被翻了出来。

问他怎么看这段历史,他停顿了一下,空气里是复杂的安静,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

文革经过风雨激荡的最初三年,闹腾的氛围让人开始感到疲劳,中国社会逐步从骚乱、暴力和无序中走出来,但正常的生产依然还没恢复。

1968年,中国罕见地出现六届初、高中生同年毕业后待业的景况。当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中国由此掀开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00万名年轻人卷入其中。

1970年春天,裘尧天报名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支边。出发那天,火车站月台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拉起长长的布条,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干革命”。

2010年一些宁波知青举行支边40周年纪念会,裘尧天为此编写了一本纪念册,收集到许多临行前的珍贵照片。

这些黑白照片里,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从火车窗口探出大半个身体,胸前戴着“光荣支边证”,有人举着红宝书挥手,有人紧握亲人的手舍不得放开,他们脸上写着兴奋、不舍,也有对未知的彷徨。

子女到黑龙江支边是一桩大事,那也是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第二年,送行的父母心里清楚,这是孩子踏上支边的第一步,也可能是走上战场的第一步。

大约七八个亲戚和家人到火车站给裘尧天送行。他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趟出远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但都尽量不去想那么多,想了就觉得悲伤。”

裘尧天对黑龙江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描述,列车向北行驶了三天三夜,遥远的黑龙江从课本走进南方知青的视野。

北大荒生活的辛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春夏秋冬,每一季都要面对严峻的考验:春播,漫天尘土,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夏锄,渴了到垄沟里找水喝,累了在烈日下用炕席遮阳休息;秋收,腰椎酸到跪着割麦,手上磨出了老茧;冬藏,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中在场院里脱粒,瑟瑟发抖。

裘尧天忆述:“冬天要给大地施肥,到厕所挖粪,粪便早已结成冰坨子,用铁镐狠狠一砸,啪的一声,碎冰渣溅到脸上,嘴巴咸咸的。”

同记者聊到听起来遥远的故事,他皱起眉头。那股咸滋滋的味道,以及黑龙江农场尝过的酸甜苦辣,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似乎还留在唇齿间。

他说:“与其说与天斗、与地斗,还不如说与自己斗……要战胜自己对寒冷的畏惧、要经得起劳动的磨炼、要压下远离家乡的惆怅、要摆脱前途迷茫的困扰。”

1973年看到命运转折希望

到农场三年后,裘尧天第一次看到命运转折的希望。1973年,中国举行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试图通过增加文化考试,恢复中断很久的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裘尧天所在的农场得到40个名额,一向成绩不错的他考试成绩排名第11。他满怀希望在志愿表上填上浙江化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前身),没想到这次高考却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封信影响大学招生路线收场。文化考试作废,各地改用推荐办法,很多分数高的知识青年大学梦碎。

裘尧天未必能领悟出张铁生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他只知道,浙江化工学院的名额给了一名杭州知青。他说:“我无法选择生活本身,只能把失落藏在内心深处。”

隔年,因为在农场劳动表现积极,裘尧天被推荐到双鸭山师范学校读中文班。毕业后,他先当了两个月教师,1976年10月,进入双鸭山教育局,成为一名办公室秘书。

裘尧天把这段求学经历看成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展开大规模国企改革,很多当年的知青措手不及被卷入下岗潮,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他逃过一劫。

他说:“下岗的工人很多是知青,年轻的时候为国家付出了青春,又在壮年的时候丢失工作。比起他们,我少过了一个难关,我还是幸运的。”

不过,人生有得有失,也因为进入双鸭山教育局,他和大学擦肩而过。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裘尧天看到农场的朋友轰轰烈烈地考大学很羡慕,他也知道自己是块读书的料,但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他说:“当时我到教育局工作的时间很短,不好意思跟领导说要去高考。那时候的人思想很正统,为集体着想多过为个人着想……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没有深入思考,很多时候回过头来,才知道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多年来,裘尧天在心里无数次问过,如果当时参加高考,他会不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可人生没有如果。

问他会不会遗憾?他说:“那是自己的选择,既然选了,就要走下去。”

国家好了每个家庭都好

随着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离家近10年的裘尧天调转回到家乡。他边工作边进修,获得宁波电大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知青一代对共同的经历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叹息自己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也有人感叹这段磨炼加速了自己的成长。

裘尧天说,他不想抱怨自己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想去高唱青春无悔的赞歌。“我把它看做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给人生增加了一些色彩,回忆起来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返回宁波后的这40年,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的波澜壮阔,裘尧天最大的感触是:“生活稳定了,经济条件大有改善。”

他记得,几年前有台北的亲戚到家中做客,看到他们住着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开玩笑说:“和你们比起来,我们是穷瘪三了。”

提起这件事,裘尧天有点小自豪,他说:“大河水满,小河水也满,国家好了,每个家庭也都好。”

如今,已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的裘尧天老有所乐,忙着做年轻时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到老年大学学英语、学摄影,最近又报名视频剪辑课。

裘尧天唯一担忧的是养老,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如今在加拿大成家立业,他的暮年很可能没有下一代陪伴身边。

但他没有阻止女儿出国定居的决定,他说,在生命的黄金年代,他被裹挟于时代的洪流中,很多事情难以任由自己决定,而下一代对青春和未来的选择,他会全力支持。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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