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老部下，应勇取代蒋超良出任抗疫斗争的关键地区湖北省的“一把手”，不仅比其他人选更具底气，也有利于他在湖北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在武汉封城20多天后， 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重灾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把手”终于换人了。上海市长应勇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与早已沸沸扬扬的舆论“追责”呼声相比，这一换人来得并不算及时。在人治仍然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用人常常是最大的政治。中央层面和省级“一把手”的变动往往干系重大，不仅会在一个系统和地区引起连锁反应，高层内部也需要时间酝酿，减少换人产生的分歧，尽量达成平衡和共识。因此，如果不是正常换届或突发重大事件，高层对省级以上人事变动十分谨慎。
这次从武汉暴发、蔓延全国的冠病疫情给中国带来损失难以估量，是一起后果极其严重的重大事件，包括官媒在内的舆论要求换人和追责的呼声此起彼伏。尽管如此，高层也拖了20余天才作出换人决策。
这并非高层有意忽视民意。可以想象，对于武汉市、湖北省以及国家卫健委未能阻止疫情蔓延，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蒙受惨重损失，扰乱中共今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高层的恼火绝不亚于普通民众。
实际上，自从武汉封城后，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政治生涯已进入倒计时，他们只能在中央指导组的现场督导下“戴罪”工作，勉力维持，等待高层问责的靴子落地。
应勇取代蒋超良出任湖北“一把手”，是这波换人中最大的看点。在中国政治排序中，北京市长和上海市长与其他省级“一把手”地位相同，应勇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原本算不上升迁。但如今湖北正处于极为特殊的“战时状态”，出任湖北“一把手”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
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老部下，应勇出任抗疫斗争的关键地区湖北省的“一把手”，不仅比其他人选更具底气，也有利于他在湖北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就在应勇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前一天，湖北省改变诊断标准，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数，使湖北冠病疫情确诊病例从2月11日的1638例，暴增到2月12日的1万4840例。2月13日应勇上任后，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4823例，比前一日下降超过1万例。
有人认为，有关方面在应勇上任前大幅拉高确诊患者数量，可以凸显应勇就任后湖北在抗疫斗争中取得的成效，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但湖北迟迟不能做到对冠病疫情患者和疑似患者应收尽收，确实是湖北抗疫的最大痛点。应勇到湖北后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尽快将大量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切实阻断疫情转播渠道，不能让湖北抗疫陷入持久的拉锯战。
应勇前天在武汉强调，要把防控力量下沉社区，全面实施小区适度封闭式管理，把隐性感染者、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找出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不过，鉴于湖北尤其是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应勇要在短时间内达到阻断疫情传播的目标，难度确实很大。一旦湖北抗疫变成拉锯战，不仅湖北，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都要继续承受巨大压力，应勇个人也将被置于风口浪尖上。
但另一方面，如果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的抗疫斗争在短期内取得巨大进展，应勇有可能像2003年沙斯（SARS）疫情中临危受命的北京市长王岐山一样，成为对抗冠病疫情的“救火队长”，为他的政治前程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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