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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建交30特辑

杨荣文:进退中始终保持接触 新中未来10年应以“沾”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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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卸下新加坡外交部长职务后,身兼多职的杨荣文与中国的接触越加频密,交往的维度也跨越政治,延伸至私企和学术领域。配合新中建交30周年纪念,他接受《联合早报》的视频专访,透过多元视角分析新中关系的发展。

摄影团队一早到他的办公室取景,发现他桌上一个显眼的美国前总统林肯纪念盘入了镜。记者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许久后,决定暂时把纪念盘挪开;杨荣文在采访开始前得知此事,果断地说:“把纪念盘放回原位吧,不必刻意避讳,我们要呈现真实的自己。”

太极推手中有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沾”,指的是将己劲轻敷于彼劲之上、接触之点不可分开。在被记者要求以一个字形容未来10年的新中关系时,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想了五六秒钟,说出了这个字——沾。

他解释,太极推手中的“沾”,要求始终顺着对方的力量调整,在对方的力量推进时你顺势化解,有时候你也抵抗反推,但诀窍是双方必须始终保持接触。

杨荣文笑着说:“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意涵的概念。就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来说,动作和力量会一直处于变化中,而我们必须一直保持接触。这个接触,就包含了我们双方的默契和关系。”

杨荣文上一次就新中关系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是在2010年新中建交20年之际,他当时是新加坡外长。10年后再次受访,身为香港嘉里集团高级顾问、大陆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独立董事,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杨荣文,继续以多重身份与中国保持联系。从政界转轨到商界,他对新中关系观察的灵敏度保持不变,而看待问题的角度,则因为非官方身份而更“接地气”,也更富含哲理。

先后主管过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贸工部和外交部,杨荣文有过许多机会和中国打交道。他的从政生涯从1988年开始,卸下军装踏入政坛后,他的第一份政治职务是财政部政务部长兼外交部政务部长,他对《联合早报》回忆说,时任总理李光耀把他当徒弟一样,多次带着他一起出访中国。

老布什托李光耀传达重要口信

杨荣文记得,1992年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相隔几天后又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李光耀与他们分别进行了“四眼会见”(即双方都不带其他官员陪同参与的会谈),杨荣文负责为李光耀做会谈记录。

杨荣文说:“那是一份荣幸,我还保存着我为那两次会谈做的、字迹潦草得难以辨认的笔记。”

他还记得,两位外国领导人都对李光耀怀着很高的敬意,也记得老布什当面请李光耀传话给杨尚昆。那年头,天安门事件结束还不久,中国仍被西方国家孤立,老布什请李光耀告诉杨尚昆,他希望恢复美国和中国的良好关系。

杨荣文点评,中美关系随后的发展是基于老布什的领导、基于老布什把中国带回国际社会的意愿。这当然也是邓小平的愿望,在处理了天安门风波的干扰后,中国要回到发展的正轨,邓小平为此在1992年进行了重启改革的南巡,并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向新加坡学习。

那之后,中国派出许多大量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和学习,代表团之多让本地政府部门不胜负荷,最终李光耀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了两国合作开发一个项目,借此向中国转移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也可以由此更了解中国。这就是中新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诞生的缘起。

在频密的接触中,中国官员坦诚与开放的态度让杨荣文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结束南巡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年7月,率领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访新,杨荣文是负责接待的部长之一。徐惟诚回国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华人为主的城市国家的书,成为反映改革初年的中国如何看待新加坡的经典之作。

杨荣文忆述:“徐惟诚是个友善、思想开明的人,很自在……当时到访的中国官员都不介意向我们展露缺点,而且还会自嘲。即便我们和中国比起来是个很小的国家,他们还是愿意向我们敞开心胸。杨尚昆和李光耀会面,他的态度是如此开放,让李光耀也能自在地提出对中国的批评,而他(杨尚昆)一点都没有被冒犯,他哈哈大笑,有的批评意见他同意,有的他也不赞成。他们互动的坦率和开放超出我的意料。李光耀和杨尚昆、和老布什的互动,都有这种特质。”

杨荣文过去也曾撰文,介绍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曾在1995年率领成员包括两三位部长的高级代表团,在新加坡度过整整一周,高强度地考察了新加坡的媒体管理。在丁关根一行回国不久后,中国出台了自身的互联网政策。

他指出,中国官员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也始终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哪些做法值得借鉴,哪里做得不够好,哪些是错误,之后再相应地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做出调整。他认为,新加坡面对中国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一些事情他们也许可以向我们学习,一些事情,我们最好向他们学习;还有一些事情,两国的情况就是不一样。”

加入私企开启新中关系新视角

在2011年退出政坛后,加入私企的杨荣文不再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而是成了政策的接受者;在冠病疫情前,他几乎每个月都往返中国和新加坡。这个角色的切换和频密的接触,为他开启了认识新中关系的新视角。

作为商人,杨荣文更敏感地察觉政策的实际影响,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商环境。他也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发展,但中国也依然是世界上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国家,要在中国赚钱并不容易,“如果你赚到了钱,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就会来竞争你的利润”。

因此,在中国经商必须反应迅速,知晓各种变化,并且不断创新,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生存。

但他强调:“即便中国市场充满挑战,你也必须参与其中,了解周围发生什么事,才能为(你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增值。这也必须是新加坡处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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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关系只会更深化

新中建交30周年之际,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中美对立令不少人感到担忧。

对于新中关系,杨荣文研判,两国关系的深度不会改变,只可能会更深,会发生改变的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至于中美关系,杨荣文语带担忧地表示,不受克制的全球化,在全世界都引发了本地反弹,这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出现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分化,大家对于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缺乏共识,造成了“毒化的政治”(toxic politics)。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挑战”成了人们难得的“共识”,美国将中国妖魔化的做法也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杨荣文形容:“美国的反华气氛,让人很担忧。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

他认为,美国哪一天发现中国不是另一个苏联,无意向世界宣传其意识形态,中美就有和平共处的基础,但这需要时间。而在这之前,中国已经为长期的对峙做准备,中国谋划“双循环”经济,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的遏制。他过去两年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所采取行动之迅猛,让所有人吃惊,而今中国已经将发展纳米芯片技术当成必须克服的全国性挑战,就像当年中国致力发展“两弹一星”一样。

在中国经济“外循环” 新加坡将扮演主要角色

杨荣文主张,新加坡应该好好研究中国的“十四五”(第十四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和“双循环”经济,了解新加坡在其中的机遇和风险,将对我国的未来大有影响。

他也乐观地认为,新加坡将在中国的经济“外循环”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的一些制造业转移到了亚细安,新加坡可以成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衔接点,为中国和东南亚增值。当中国要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区域中心时,它看到新加坡,在金融、智慧产权保护、司法方面,新加坡都可以发挥作用。

杨荣文相信新加坡不会失去其价值,“虽然乳酪移动了,但是有很多乳酪”;短期内虽然会有很多困难,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新加坡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地理的条件,处在很好的位置迎接机遇。

“尽管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但有时候正因为这两方面的紧张,新加坡将有很多机会。然而我们必须创新,不能只重复原来做的事。”

他提醒,越是紧张的局势,越是充满机遇;因为在处处充满阻碍的环境里,如果新加坡能为他人找出一条路径,这就是新加坡的价值所在。

但他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新加坡必须保持开放,要把“世界”带到我们当中,而不只是通过书本去了解世界,通过跟不同人的直接接触、通过对话、情感的联系来解读趋势,了解如何趋利避害。我们也需要让所有新加坡人能直接或间接从开放中受益,而不是看起来只有部分人受益,导致社会出现排外情绪。

杨荣文警惕:“在这个时期退缩(hunker down)是非常危险的。世界正经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警觉,尽可能继续到不同国家,继续对他人打开我们的思维和心扉,来了解世界的动态。这不是自我封闭的时候,如果我们关上门窗,世界就会离我们而去。”

新疆之旅体悟中国所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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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曾到访中国许多地方。这是2009年,他以新加坡外长身份参访西藏,在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洗脸。(档案照片)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对中国了解得越多,越是会发现自己知道的甚少;2001年一趟新疆之旅,让杨荣文学习到了新东西。

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杨荣文,率领新加坡经贸考察团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展开为期九天的访问。

当时正是美国九一一恐袭事件前两个星期,而这趟旅程中的经历,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面对的内部挑战。

杨荣文忆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性回教徒穿波卡(覆盖全身只露出眼睛的罩袍)是在新疆的喀什地区。

他说:“在那之前,我连波卡这个字都没听过。我看到穿着长袍的女人,头上戴着像篮子的头饰。对我来说,这就好像电影《星际大战》里的一幕。我当时想,这是中国吗?”

他随后到乌鲁木齐,当地人为他安排了骑马活动。杨荣文自己不会骑马,一个看起来大约10岁的小女孩,和他一起骑在马背上,帮他控制缰绳。

杨荣文形容:“我尝试和她说华语,但我发现她几乎不会说华语。我当时有个念头,中国对一些少数游牧民族的治理方式可能太过放手(hands off)了,这些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思想已经受到极端传教士的毒害。

2008年至2014年间,新疆接连发生恐袭事件,印证了杨荣文当时的担忧。在杨荣文看来,系列的恐袭让中国政府措手不及,导致中国政府对新疆问题做出很坚决的回应,这又让中国面对很负面的国际宣传,中国被指责将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安排到再教育营(中国官方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等等。

杨荣文说:“我用一个更广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从早前在新疆的观察,我觉得中国在太长时间都没有做出努力让少数民族融入。新加坡就不会允许回教妇女在街上穿波卡,而显然这些问题(在新疆)已存在许久,(中国的)小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讲华语,这是在找麻烦。我想他们正在纠正这些问题,但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每个人都须了解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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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清楚记得,199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访问新加坡,并与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单独会谈,老布什请李光耀传话给中国,表示他希望中美恢复良好关系。左图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李光耀(左)受邀出席,老布什(右)被安排与他隔邻而坐,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陪同两位卸任领导人。(档案照片)

 新中两国有着复杂的文化和情感联系,必须永远谨慎地保持平衡;在新加坡,关于“华族性”的讨论,也将永无休止。

但杨荣文认为,只要有足够开阔的心胸,就会发现这正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之美。

曾在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期间,积极推动本地文化发展的杨荣文,至今仍坚信,不论任何种族的新加坡人,都得了解自己的根。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不足,一旦面临危机,便容易彷徨失措。“我有点担心,新加坡人对自己的根认识得不够深,有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认识。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杨荣文时常到母亲在潮汕的家乡旅游,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表亲。在《联合早报》采访杨荣文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第一天就参观了潮州的一家牛肉丸店。

谈到此,杨荣文一改此前缓慢的语速,语带兴奋地说“感觉就像是他参观了我的甘榜一样”,“这是个很奇妙的情感联系”。

但他也强调,这种情感联系也让新中关系变得复杂,“我们一方面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把两个国家区分开来。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在政治层面上,我们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这层政治关系因为我们拥有四分之三的华族人口,而得到了升华,同时也变得复杂。”

杨荣文指出,这种复杂的情感联系不仅限于新中关系,同时也存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就是新加坡,我们永远都会这么复杂。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终极的平衡点,然后松懈下来。这是个动态的平衡,像骑脚车一样,我们可以保持平衡,但一旦分心或松懈下来,就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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