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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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黑泽明的《七武士》里头明显存在的是社会阶级之分。近期上映的《豪勇七蛟龙》,是典型的好莱坞英雄片锄强扶弱的角色,但也对应了《七武士》所暗示的:大家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只有改变制度,才有望真正还政于民,恢复公正。

如果说黑泽明1954年的作品《七武士》(Seven Samurai)是国际影史上最具感染力,影响其他电影人最深远的电影,应该不为过。除了好莱坞、香港、意大利以外,甚至印度也有作品是号称向这位日本大师的这部作品致敬的,但是手法各不相同,很多时候反映的,除了是个别时代的特定诉求外,当然也和导演的执行功力有关。

向《七武士》致敬之作

香港形形色色

单看香港致敬之作就形形色色,各具看头。

陈木胜新作《危城》里彭于晏的浪人形象直逼《七武士》三船敏郎所饰演的菊千代,他们也都是孩子王,和孩子们最亲近。而胆小自私的村民,则和原作主动自救的村民态度完全不同,各个具代表性的人物的设计,想必是根据当今社会的观察演化而来的。

香港另一名导杜琪峰则坦承,“没有黑泽明的《七武士》,我根本拍不到《枪火》。”而杜导不单只是套用故事情节或者是个别元素来向黑泽明致敬。他已做到了“化”的境界,片中静中带动的张力,即是《七武士》的精髓,却又在《枪火》中获得升华。

在香港盛行功夫片的1970年代所拍摄的《六合千手》,是那个时代受李小龙风潮影响的典型作品:真正武功了得的七个武术人才在电影里大展拳脚,最后铲除武艺高强的败类。故事灵感来源呼之欲出。

《七侠荡寇志》

叙事结构紧扣日本原版

最近,《七武士》再次被好莱坞重拍。1960年的《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在当年翻拍时,把故事转化为西部牛仔片,但在叙事结构上却是紧扣日本原版。最近上映的新版《豪勇七蛟龙》虽然背景仍旧是美国旧西部小镇,但是编导已经按现实社会的状况以及创作的目的,将故事改写。

原作《七武士》的背景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讲的是一个贫穷村庄因为不希望年年都被山贼洗劫,所以想以三餐为酬劳聘请武士来对抗山贼。如此微薄的回报吸引不了任何武士,最后成功招募到的浪人皆因酬劳以外的原因接下任务。为义气正义梦想而战,塑造了叫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鲜明动人的角色外,黑泽明凌厉的手法,毫不妥协的创作精神,都成就了他作为大师级导演的传奇。

《七武士》里头明显存在的是社会阶级之分。任务结束后,作为武士团队领袖的勘兵卫说:“我们输了,农民才是胜利者,我们永远是失败者。”也是作为日本战后社会转型的一个注脚,作为统治者的护卫的武士们的沦落和挫败,象征了固有制度的瓦解,新阶级(农民,也即普罗大众)的崛起。这和1950年代日本战后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反映了导演的政治立场。

《七侠荡寇志》第一稿的编剧是因被怀疑是亲共产党人而被列入黑名单的Walter Bernstein(华特伯恩斯坦),虽然后来制作人找了编剧重写,但是仍旧保留了最后的那段话,肯定了平民百姓的崛起。

《豪勇七蛟龙》

反映当前美国反建制情绪

在《豪勇七蛟龙》,百姓这回想要解决掉的是靠剥削劳动阶级敛财的土匪。而来拯救小镇居民的七名“蛟龙”,根本就是典型的好莱坞英雄片锄强扶弱的角色。由Denzel Washington(丹素华盛顿)所饰演的领袖,原来也是土匪的受害人之一,所以接受委任的动机除了为民除害外,也为复仇。这样的剧情安排,完全符合崇尚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大美国精神,也对应了《七武士》《七侠荡寇志》所暗示的:其实大家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包括山贼也是,他们是因为连吃的都没有,才必须盗劫村民)。只有改变制度,才有望真正还政于民,恢复公正。

这就是《豪勇七蛟龙》的重拍意义,反映的是当前美国社会(甚至世界其他国家)所存在的反建制情绪。最后坏人当然是被打败的,但是有别于其他奋战到底的山贼,《豪勇七蛟龙》的反面人物在卸下用金钱武装自己的保护色后,余下的不过是个毫无反抗能力只有跪地求饶的懦夫本色。似乎反映了编导反建制的态度:能打倒这些剥削阶级的,唯有来自贫民百姓,并且同样是受灾户,能体恤民怨的正义之士。他们想瓦解的,是享有既定利益并且极力维护这些权益的社会阶层。

最后形象如土豪的坏人被女主角干掉,难免叫人对号入座,难道正是编导渴望看到的总统选举结果?

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了正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是《七武士》和其“近亲们”(衍生自《七武士》其他同血缘的作品)所推崇的真理。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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