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我母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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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影评

  《调查父亲》《河北台北》《日常对话》,最大的共通点是──原本疏离的父/母和子/女,借着子女为拍摄纪录片而对父母的“调查”、对话、冲突,最终达致心灵上的融冰、交会。

身在数码媒体时代,人人可当纪录片导演,拍自己、家人;但绝大多数都只是片断地记录美好(而又浮浅)的记忆。如果专业的纪录片制作团队,拍的不是别人,而是导演自己的爸妈呢?人间故事何其多,自家小人物的事儿值得大费周章搬上大银幕去“现宝”吗?

来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就以“第一人称纪录片”为主题,展映中国资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调查父亲》,和分别“调查”自己的父亲或母亲的台湾新近女导演李念修的《河北台北》、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拍摄期,三个大不同的时空背景所孕育出的三种亲子关系,最大的共通点是──原本疏离的父/母和子/女,借着子女为拍摄纪录片而对父母的“调查”、对话、冲突,最终达致心灵上的融冰、交会。更重要的是,一如《调》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在沙滩上写下的“吴文光”三个大字,暗示着吴通过重新认识父亲而敲开心门,重新认识自己(李、黄亦是)──正是父母过去的人格、际遇,塑造了孩子的精神面貌。

《调》吴文光重构记忆时空

其中,《调》片是吴父过世之后才开拍的作品,却做出了影像和叙事手法上的高度实验性。吴文光从父亲的一本半世纪前由党组织所保存的个人档案作为起点,前半部让父亲及家人早年的照片与档案内文交错呈现,却几乎没有对白或旁白(除了间中访问还在世的母亲回溯两人如何组织家庭)——这是吴文光还是懵懂孩儿,只知父亲是个会计职员的年代。直到文革启动,峥嵘少年吴文光终于发现父亲的过去(也是前段旧档案所揭露的——出身地主阶级,当过国军飞官,开过轰炸机……),只想跟生错阶级、投错阵营的父亲切割,度过一个父亲缺席的十年。

影片后半段手法大异,吴文光注入剧场、写意的手段,重新诠释,或甚至重构记忆的时空,用自己成年后的时空中的经历和反思,来与父亲的时空做精神上的联结。我看到了从早期纪录片作品中不惧展现愤世嫉俗的吴文光,在年近花甲的现在回看父亲时的被磨平的棱角,如斯谦逊、宽容。

相比之下,李念修、黄惠侦二导比较“幸福”,都是在父亲或母亲健在时开拍影片。《河》中老年的李爸是个离婚怪癖老人,在野外给自己弄个坟,没事爱去扫墓;房里贴满裸女照片;又因为觉得自己又老又胖,喜欢戴假发穿女装,说是要弥补失去的青春。

原来,李爸有个回不去的家。中国大陆开放台湾回乡探亲,他怕近乡情怯,不去;后来病入膏肓,更去不成了。女儿听了父亲的来时路,半信半疑,代父回河北老家一趟,找到村里老人问了父亲童年时遭遇军阀的往事,外祖母溺死的池塘,父亲出过家的庙宇,从军时的老战友──一切的苦难与孤独都是真的。但拍到现代的部分,怪癖老人在镜头前比平时更入戏,讲的做的够多,足够让观众理解、组织起来;所以女儿多数时候是沉默的纪实者,只是不时安插老照片和实验影像,或为补叙或让情绪升华。

《河》《日》不避“家丑”

《河》和《日》都不避讳(传统观念中的)“家丑”——《河》片里老李的怪癖还无伤大雅,《日》片却把黄导的同性恋母亲摊开来讲。黄导曾拍过短版《我和我的T妈妈》,作为她对母亲的主观、单向倾诉,黄导自己则避免出现在画面中。重新剪出的《日》片,更“日常”、更“对话”,黄导也较肯亮相,以符合“对话”的宏旨。

同性恋在黄母年轻时保守的台湾社会中是禁忌。黄导挖掘母亲的过去,用自家人的身份跟黄母回娘家去做访谈,家中长辈讳莫如深,如黄母的姐妹一听她问起就急忙闪人,说要回厨房忙;反倒是年轻时曾被黄母猛烈追求过的安娣,倒是说得坦然,让黄导拼凑出黄母的来时路——从不掩饰性向,却屈服于家中压力,相亲结婚,生下两女(黄导解读:她‘同意’,并不表示她‘愿意’。)

最震撼的是电影临结尾前母女在家中饭桌上的一段“日常对话”。我以为架起摄影机,两人对话时,就会出现类似人文科学学术研究者所顾忌的一种现象——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即在研究中当被观察者清楚意识到自己是被观察的对象时,就会改变平时的行为倾向(或是扭曲要说的话)。没想到那个场面是导演对母亲毫不留情的残酷诘问,把半辈子的怨怼一次过清算(母亲的性向当年造成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导致父亲对女儿的伤害)……

不能说黄导在消费耸动的“家丑”,我更愿意相信是为了拍纪录片,黄导才有勇气跟妈妈摊牌,解开心结。片尾黄导的小女儿去找外婆问“你爱不爱我?”外婆闹着玩,说:“不爱。”可之后又温馨拥抱小孙女,眼神中充满温情——那一刻,纪录片的镜头、黄导的小女儿,成为黄母与黄导一泯恩仇的媒介。

(第五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将于4月28日至5月7日举行。详情请参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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