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活得像个人样”

“你所知不见得为真。”此话来自动画片《幸福路上》。台湾于1987解除持续38年的戒严令,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去年正值解严30周年,凑巧出现三部政治味萦绕的影片──《幸福路上》、电视电影《最后的诗句》,和金马奖最佳影片《血观音》。前两者可说是“以小见大”的成长电影,而《血》则是一出“以大见小”的政治/家庭伦理惊悚片。

《幸福路上》视觉魔幻化

《幸福路上》是女导演宋欣颖的半自传电影,女主角小琪生于1975年蒋介石过世的那一天──“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小城的幸福路度过童年,先是以女童、少女的视角去逐步理解社会、政治氛围的嬗变,也是自身梦想的嬗变和幻灭;长大后到美国工作、嫁人,终于在小英总统“走马”上任之际,回老家与父母、童年闺密为伴,找到小确幸。

宋欣颖把《幸》做成动画片,把小琪的女童梦、少女梦,在视觉上彻底魔幻化,让叙事游移在写实与写意、过去与未来之间。或许,数十年来的台湾及其子民,就是身处在这种真假错位的魔幻写实中;曾经试图让自己能掷地有声、转动地球的峥嵘岁月,终究被跟政治有关或无关的现实,磨平了棱角。

还好,《幸》给予小琪温婉的关照,历经大环境和小我的起起伏伏,给她找到一个新的人生定位;反观《最后的诗句》,就晦暗得多。小琪的前半生还与政治氛围有一定交集(小学时经历党国教育、国语政策、台美关系,受到党外运动表哥的影响,到大学时参与街头运动),《最》的男女主角人杰与晓萍,根本没有碰政治,可不彰的施政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停滞,却如影随形地消磨、牺牲着年轻的一代。

《最后的诗句》将人生经历切片

《最》以切片式的结构,写主角自高中至壮年的五段人生经历(背景:2000-2016年三次政党轮替)。电影开场,陈水扁当选总统,年轻人骑车高喊阿扁的竞选口号:“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映衬情苗初种的主角的少不更事,对未来的诗意期待。但是人杰当完兵踏入社会,没得到说好的自由,却背了亡父的债(暗喻体制造就贫穷世代,债留子孙?),在自卑与自尊的夹缝中,与晓萍的苦恋看不到明天。

《最》虽是电视台投资,却放手给予导演曾英庭极大的创作空间。精简的对白和镜头运用,细腻的场面调度(尤其是小两口窝居的狭长老旧的公寓里“碰壁”式的透视,犹如在心理上把演员禁锢起来,缓缓磨砺出骇人的真性演出),拍出大银幕电影的品质。

《血观音》如现代版《甄嬛传》

至于《血观音》,有人说是现代版《甄嬛传》,但其实更接近描写华丽生活包装下的心理阴暗面的韩国心理惊悚片(因而有韩国电影人想买版权重拍)。以上世纪90年代台湾官商勾结为主题,融入影射现实中的几个政治事件(包括桃园县长灭门案)的情节,却又以台语民间说唱艺人演出串场,一定程度地把电影架空成传奇故事。

《血》的主线是老将军家族中仅存名义上的母女仨(其实次女是长女的私生女,所以是祖孙仨),母亲/祖母月影周旋于官员和官夫人之间,以白手套的身份捞取巨额利益,坐地分赃;长女棠宁看似放浪形骇,其实不过是母亲的棋子(用肉体为母亲换取利益),也是唯一保有人性纯良的角色,最终仍记得对妹妹/女儿喊道:“一定要活得像人样!”;14岁的“次女”棠真看似天真无辜,常为月影泡茶招待客人,岂料耳濡目染,“魔女养成”,学到了月影的毒辣。

《幸》《最》小中见大,因为两者聚焦一介草民的人生,却有挥不去的政治大势的跫音。《血》大中见小,因为它直捣政界黄龙,但导演杨雅喆的创作灵感来自台湾某小学的家长连署要求将一名患有爱之病的学生赶出学校──他认为这将扭曲孩子的观念,便以“没有爱的世界”为主题来构思新片。

《幸》的小琪大体上按着父母的规划而走——读名校、升学、赴美工作,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父母。《血》中月影对棠宁说:“我是为你好。”棠宁反呛:“我不过是你的名牌包。”一些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栽培这栽培那,只怕便是这种“名牌包心理”;但月影这个“名牌包主人”可不是一般的家长──她可以残忍摧毀不听话的名牌包!相对于《血》和《最》的彻底沉沦,所幸还有《幸》的宽容与救赎——何须强求每个人走同样的路?想起小琪小时候刚搬家,妈妈耳提面命,要女儿记住家在 “幸福路”上,对她说:“要记得哦!以后找不到路,才知道要怎么回来。”

(《幸福路上》《最后的诗句》片和《血观音》将于来临的第六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期间展映。详情:http://scff.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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