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影评
旅台马来西亚导演何蔚庭的新作，也是来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幸福城市》，看似跳出他一贯的温情兼讽刺喜剧路线，炮制出一部采取跨越三个年代的三段式又相互指涉的倒叙、大洒煽情狗血又融入黑色电影（film noir）风格的通俗剧。可细细琢磨，《幸》片和何导的前作，有一脉相承的关照。
事关体制崩坏的历程
《幸》片的三段故事发生于虚构的“幸福城”，主角张冬陵的老、青、少年。科幻的第一段是2049年落魄的老张冬陵（高捷饰），在连干三起情杀案之前，在情色架步遇见长得像他当年的小情人Ara的洋少女，及告别即将远嫁的女儿。第二段约莫在现代，青年警察张冬陵（李鸿其饰）被上司送了绿帽，又因不肯跟同事同流合污而反遭诬陷背黑锅；只有偶遇的法国少女Ara给了他一抹稍纵即逝的希望。第三段反而先介绍黑道大姐头王姐（丁宁饰）出场（唯一有何导擅长的喜剧风格的半段戏），直到被抓到警局里跟偷电单车的少年张冬陵铐在一起，才知久别的母子依然连心；王姐临别的一句话是要儿子做个好人（所以第二段的张冬陵做个好人却失去一切，第三段的张冬陵只好亲手葬送一切）。
这三段应该是同一个城市里的三个不同时代，《幸》片的英文片名“Cities of Last Things”里的“Cities”却是复数。难道不是同一个“幸福城”？是地理位置相同，可人事更迭，再回头已面目全非？
或许，跳出小我的张冬陵和身边的人和事，《幸》片事关一个城市、社会、体制崩坏的历程──第一段在暗夜小巷像个流浪汉瘾君子的人竟是“兼职”拉皮条赚外快的警察，而所谓的文创园区其实是红灯区（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命名，还是以前的文创区破败后转换用途成为红灯区但不改名？其外景地有点像现在的台北松烟文创园区）；第二段把整个警局分队黑到彻底而“众人皆贪我独醒”（而第一段里那个推行老人看护政策的部长原来有一段丑恶的黑历史，这样的人后来居然当上部长还道貌岸然）；第三段暗示黑白两道有默契，可至少警察还良心未泯。
“身份”母题与环境错位
这或许就是身兼编剧的何蔚庭旅居台湾多年来对当地时势的观察和沉淀（当然有夸大和戏剧化的成分）。三段戏里都各有一个角色说“我是照规定……”，可底下却暗流汹涌、潜规则处处。张冬陵在这样的体制下，总是在错的时候做“错”的事，非但无法融入，反而被伤害、牺牲。
个人“身份”与所处的大环境的错位，或许是何导几出题材迥异的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台北星期天》的外劳与台湾主流社会的观念冲突，《温水蛤蟆》的憨厚村民面对图谋他的田地的财团的无助，《新四千金》的父母跟不上大时代潮流而忍痛妥协，《美好的意外》的单身贵族女律师被迫上了家庭主妇的身（份）。
《幸》片的第一段似乎更突显了“身份”这个母题──31年后人人身上都植入晶片，个人携带的荧光“手机”还能扫描别人的晶片识别身份；而老张冬陵就是无法融入高度数码化的生活方式。他到妓院里去找长得像Ara的性工作者，经过的第一间房里的嫖客却是戴着虚拟实境眼镜在“搞”人形气球，然后一名穿护士超短裙的性工作者如机械人般表情目然地路过进入另一房。他的“手机”扫描了却显示不到那个长得像Ara的性工作者的身份；随后他经过化妝室，里头休息的性工作者竟有三人跟Ara长得一模一样（三胞胎？克隆人？用同一张脸的模子整容？）。
青年张冬陵在发现妻子、同僚都背叛他后，跟商店偷窃惯犯Ara一夜激情──Ara其实原本是能让他跳脱这个虚伪而残酷的体制，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身份的一线希望；可Ara没答应跟他走，那一夜成了镜花水月。30年后，老张冬陵的妓院“一游”更是如同虚拟实境、机械性工作者般的镜花水月（暗扣人际关系的疏离），想找回（或许打了新上市的回春针的）Ara或她的女儿的最后一线幻想、希望，最终演变成目睹“长得像Ara的臭皮囊”乘以三，成了压垮他穷其一身试图塑造却被大环境挤压得不成形的“身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许，这就造就了英文片名里的“Last Things”──三段故事都残酷地让他先后失去最在乎的“last things”（家人、情人、信念），还剩基督教末世论的“four last things”──死亡、审判、天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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