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影评
塔可夫斯基以前人作为后人的影子，以后人作为前人的影子，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他剑锋所指的不只是特定的家庭，而是更大的层面。
每当有影评权威列出史上最佳电影名单时，经常都会包括已故俄罗斯大导演Andrei Tarkovsky（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名作——如1972年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1975年的《镜子》（Mirror）和1979年的《潜行者》（Stalker）。40年的岁月不算短。这些往昔的惊世之作，拿到今日来重温，还会有历史意义之外的什么意义吗？毕竟，那些所谓非线性叙事结构、意识流手法、超现实的虚实并置、交错的闪回闪前之类，都早已是当代制片初级课程最基本的内容了。
在扼杀神学想象的苏联时代，《索拉里斯星》大胆削薄了波兰科幻小说名家Stanislaw Lem（史坦尼斯劳莱姆）同名原著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探索意味，转而彰显个人精神层面的纠结与变异，朝“心魔化”的方向重手改编。关于这一点，读莱姆长大的老吴一直以来只能在理性上接受，在感性上始终无法原谅，所以这部电影不谈也罢。因篇幅所限，今天也无法谈《潜行者》，只能姑且拿《镜子》略说一二。
“影子”的妙用
《镜子》的情节缺失和殊不可解是出了名的，隔了多少年再看，我们依然无法用一板一眼的理性去好好理出个贯穿全片的头绪。很显然，这部电影的用意就是不要我们去“理解”，而是要我们去纯粹“感受”。由此观之，片中穿插了大段神秘的诗句诵读，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本片的主线，是男主角亚历克斯及其家人的生活、回忆和充满鬼魅气的、难以解释的些许相关镜头。从亚历克斯与母亲玛利亚在乡下度过的童年，到父亲从战场归来，到玛利亚的职场小插曲，到亚历克斯成年后与前妻娜塔莉亚、儿子伊格纳特和老年玛利亚的互动，到最终的病危卧床，本片的十几段戏不仅在铺排上打破了时间顺序，而且还忽忽悠悠地穿插了像是取自档案视频的纪实片段，场面包括二战、中国文化大革命、军用气球升空等等。整个序列本来很容易就会沦为精神分裂的随机拼凑，导演选角则更是有乱上加乱之嫌——因为他居然让同一个人饰演少年时代的亚历克斯和伊格纳特，又让同一名女演员饰演年轻时的玛利亚和娜塔莉亚，造成“父子合一”“母妻合一”的假象。
制片人再怎么任性，也不可能完全罔顾观众作为人类天性使然的信息整理欲。《镜子》之所以是一代神品而没有沦为彻底分崩离析的狂人梦呓，原因之一在于塔可夫斯基懂得利用“呼应”去勾勒出依稀仿佛的一丝理路。某些表意元素或意象（包括：火团、鸡、镜像、洗头、与人相依的小鸟、艺术书籍、牛奶之类）像镜子般的前后映照——有时还是超过两次的映照——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些许着力点，方便我们深入咀嚼制片人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父子合一”和“母妻合一”当然也是镜像效应极重要的体现。有人说：同样的事情，发生一次是偶然，两次是习惯，三次是命运；上一代的悲哀，披着同样的脸孔在下一代变相重演，无疑加强了悲剧感和无可逃脱的宿命感。塔可夫斯基以前人作为后人的影子，以后人作为前人的影子，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他剑锋所指的不只是特定的家庭，而是更大的层面，上至整个社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暗流。
有话说要包起来说
塔可夫斯基有些话想说，却选择“包裹”起来，也是个有趣的策略，永不过时。
《镜子》如此的超前，如此的不“草根”，当年能够通过苏联当局的审查，允许有限度的发行，可谓近乎神迹。片中用较长的片段颂扬苏联的二战勇士，又引述俄罗斯文豪普希金的话，宣称祖国自有它特别的宿命，爱国情怀有如“子不嫌母丑”之类，恐怕是起了一定的护身符作用。这是塔可夫斯基的聪明，但也不能说不是他的真心话。
片中学开枪的小男孩违逆长官的号令，坚持与别人不同，硬要360度转身面向后方——这不正代表了导演在现实中不满于令创意窒息的体制，选择我行我道吗？片中通过诗句申明“万物无有死亡”，则是道出了塔可夫斯基对于自我永生的公开信念。
《镜子》的开头显示口吃的青年解放了身心，即将顺畅地言所欲言，当然是寄寓了塔可夫斯基深切的渴望。但他终究不得不袖里藏珍，在现实中最终逃离祖国去追求创作上的自由。集权统治固然使人不得不闪烁其辞，话中藏话，整个宇宙难保不也是一种无形的集权式压制力量，让众生都无法彻底实现自我而又不自知呢。我们还能逃往何方的魔幻净土呢？
（关于《镜子》和《潜行者》的放映详情，请浏览：https://theprojector.sg/filmsandev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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