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是命运

本周影评

塔可夫斯基以前人作为后人的影子,以后人作为前人的影子,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他剑锋所指的不只是特定的家庭,而是更大的层面。

每当有影评权威列出史上最佳电影名单时,经常都会包括已故俄罗斯大导演Andrei Tarkovsky(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名作——如1972年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1975年的《镜子》(Mirror)和1979年的《潜行者》(Stalker)。40年的岁月不算短。这些往昔的惊世之作,拿到今日来重温,还会有历史意义之外的什么意义吗?毕竟,那些所谓非线性叙事结构、意识流手法、超现实的虚实并置、交错的闪回闪前之类,都早已是当代制片初级课程最基本的内容了。

在扼杀神学想象的苏联时代,《索拉里斯星》大胆削薄了波兰科幻小说名家Stanislaw Lem(史坦尼斯劳莱姆)同名原著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探索意味,转而彰显个人精神层面的纠结与变异,朝“心魔化”的方向重手改编。关于这一点,读莱姆长大的老吴一直以来只能在理性上接受,在感性上始终无法原谅,所以这部电影不谈也罢。因篇幅所限,今天也无法谈《潜行者》,只能姑且拿《镜子》略说一二。

“影子”的妙用

《镜子》的情节缺失和殊不可解是出了名的,隔了多少年再看,我们依然无法用一板一眼的理性去好好理出个贯穿全片的头绪。很显然,这部电影的用意就是不要我们去“理解”,而是要我们去纯粹“感受”。由此观之,片中穿插了大段神秘的诗句诵读,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本片的主线,是男主角亚历克斯及其家人的生活、回忆和充满鬼魅气的、难以解释的些许相关镜头。从亚历克斯与母亲玛利亚在乡下度过的童年,到父亲从战场归来,到玛利亚的职场小插曲,到亚历克斯成年后与前妻娜塔莉亚、儿子伊格纳特和老年玛利亚的互动,到最终的病危卧床,本片的十几段戏不仅在铺排上打破了时间顺序,而且还忽忽悠悠地穿插了像是取自档案视频的纪实片段,场面包括二战、中国文化大革命、军用气球升空等等。整个序列本来很容易就会沦为精神分裂的随机拼凑,导演选角则更是有乱上加乱之嫌——因为他居然让同一个人饰演少年时代的亚历克斯和伊格纳特,又让同一名女演员饰演年轻时的玛利亚和娜塔莉亚,造成“父子合一”“母妻合一”的假象。

制片人再怎么任性,也不可能完全罔顾观众作为人类天性使然的信息整理欲。《镜子》之所以是一代神品而没有沦为彻底分崩离析的狂人梦呓,原因之一在于塔可夫斯基懂得利用“呼应”去勾勒出依稀仿佛的一丝理路。某些表意元素或意象(包括:火团、鸡、镜像、洗头、与人相依的小鸟、艺术书籍、牛奶之类)像镜子般的前后映照——有时还是超过两次的映照——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些许着力点,方便我们深入咀嚼制片人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父子合一”和“母妻合一”当然也是镜像效应极重要的体现。有人说:同样的事情,发生一次是偶然,两次是习惯,三次是命运;上一代的悲哀,披着同样的脸孔在下一代变相重演,无疑加强了悲剧感和无可逃脱的宿命感。塔可夫斯基以前人作为后人的影子,以后人作为前人的影子,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他剑锋所指的不只是特定的家庭,而是更大的层面,上至整个社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暗流。

有话说要包起来说

塔可夫斯基有些话想说,却选择“包裹”起来,也是个有趣的策略,永不过时。

《镜子》如此的超前,如此的不“草根”,当年能够通过苏联当局的审查,允许有限度的发行,可谓近乎神迹。片中用较长的片段颂扬苏联的二战勇士,又引述俄罗斯文豪普希金的话,宣称祖国自有它特别的宿命,爱国情怀有如“子不嫌母丑”之类,恐怕是起了一定的护身符作用。这是塔可夫斯基的聪明,但也不能说不是他的真心话。

片中学开枪的小男孩违逆长官的号令,坚持与别人不同,硬要360度转身面向后方——这不正代表了导演在现实中不满于令创意窒息的体制,选择我行我道吗?片中通过诗句申明“万物无有死亡”,则是道出了塔可夫斯基对于自我永生的公开信念。

《镜子》的开头显示口吃的青年解放了身心,即将顺畅地言所欲言,当然是寄寓了塔可夫斯基深切的渴望。但他终究不得不袖里藏珍,在现实中最终逃离祖国去追求创作上的自由。集权统治固然使人不得不闪烁其辞,话中藏话,整个宇宙难保不也是一种无形的集权式压制力量,让众生都无法彻底实现自我而又不自知呢。我们还能逃往何方的魔幻净土呢?

(关于《镜子》和《潜行者》的放映详情,请浏览:https://theprojector.sg/filmsandevents/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