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彩纷呈

回顾

2018

艺文篇

昨天副刊封面为本地华语戏剧、传统艺术和视觉领域，做了回顾，今天来看看音乐界和舞蹈界交出的成绩单。小提琴手蔡珂宜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夺冠，国大合唱团和壹乐团也在世界合唱赛中扬威；各舞团在舞作中添加新元素，跨界演出获得热烈反响，本地艺术圈可谓“艺”彩纷呈。

音乐篇

中西室内乐发展两极化

2018年新加坡乐坛最振奋人心的消息，非蔡珂宜获奖莫属。

11岁的蔡珂宜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中脱颖而出，与澳大利亚10岁小提琴手李映衡并列冠军。本地小提琴家上一次在这个赛事夺冠，是在1991年，得主为甘宁。在后来的演奏生涯中，甘宁也展现她坚实的实力，2001年夺得伊丽莎白女王小提琴大赛亚军，近年来领导多支欧洲室内乐团。如今蔡珂宜取得如此佳绩，本地乐坛自然充满期待。

本地合唱团也传来捷报，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唱团于7月份荣获兰格伦国际音乐节“帕瓦罗蒂大奖”与“世界合唱团”（Choir of the World）大奖；壹乐团同时间也于南非豪登省Tshwane举办的第10届世界合唱赛中，赢得大奖赛室内混声合唱组金奖冠军。

鼎艺团举办的第三届新加坡鼎艺团国际华乐室内乐作曲比赛，首奖与新加坡青年作曲家奖双料得主——本地作曲家蔡宗玲，更让国际艺坛看见本地作曲家在华乐方面的创意与发展。另一位青年作曲家冯国峻，则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举办的“新经典”国际青年作曲家比赛中成功突围，与俄罗斯的Vladimir Koshelev共享“流行现代古典乐”首奖，在这个非学术的全新音乐类型中探索未来。

报完喜讯，现在要谈谈危机。刚结束的全国华乐比赛虽然少年组参赛者大增26%，但青年与公开组却出现让人担忧的现象，琵琶公开组二奖从缺，室内乐组合首奖从缺（仅有两组参赛），笙青年组也只颁发了三奖（只有一人进决赛），说明各组别的发展很不平衡，水准也有待提升。

近年本地音乐家常抱怨新加坡青年节改制（取消金银铜奖项级别，改由鼓励性标准），减少竞赛氛围，其结果是校方与家长不再积极投资，学生也意兴阑珊，排练和难度都降低，直接影响了整体水平。

华乐室内乐在鼎艺团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成长，滨海艺术中心、新加坡华乐团也都大力制作各自的华乐室内乐项目。历史告诉我们，全国华乐比赛催生了鼎艺团、鼟乐团与琴诗重奏艺术坊（StringWerkz）等优秀团体，今年却只有两组参赛，首奖竟还从缺，不担心是骗人的。

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官委议员何伟山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下一届全国华乐比赛将由新加坡华乐团主办，除了以金银铜得奖制度鼓励年轻参赛者外，主办方也打算增设华乐乐队组别，鼓励全国学府的华乐团体参赛。青年节改制、器乐发展不平均等问题，何伟山甚至发现一些学校把大乐队改为古筝团，这种现象不利于华乐发展。他希望通过增加比赛组别，力挽狂澜。

何伟山也强调民间组织与官方机构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建立健康的文化艺术生态。

西乐方面，室内乐团则有蓬勃的发展，成立三年的re:Sound野心勃勃，从一年两场音乐会，到现在一年四至五场，力邀名家；新成立的红点巴洛克乐团（Red Dot Baroque）也方向明确地填补本地早期音乐市场的空缺，虽然部分乐手仍在国外深造，但潜力无限。

本地中西室内乐如今可说百家争鸣，两大国家级乐团也抢攻市场，在本地艺坛整体售票率下降的氛围下，会否造成更惨酷的竞争局面？

对此，新加坡交响乐团总裁庄学鹏强调，该团的室内乐系列邀请国际名家如鲍罗丁四重奏、阿丽娜·伊贝拉吉莫娃（Alina Ibragimova）参与，促成乐团演奏家与名家间的紧密合作，提供不同的体验。他相信本地室内乐的蓬勃与乐团息息相关，40年来，新加坡交响乐团启蒙了本地人追求古典乐理想，如今大家学成归来，百花齐放，应该被视为积极的发展。

至于售票压力，积极参与室内乐演出的青年大提琴家林隽认为，问题不在乐团间的竞争，而是各团如何有效地沟通观众，而室内乐就是一种近距离的音乐形式，方便打破演奏者与观众的隔膜。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也认为，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团体或作品都是室内乐吗？

“我发觉很多华乐室内乐作品只是把大乐队改成小组，这其实是有区别的，尤其乐器的独立性要更强。现在表面上看室内乐非常多，但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可能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室内乐，演奏上也在摸索，不是说人少就是室内乐，要看理念。室内乐一定要富于独奏性，演奏上对位对话性特别强。我想现在不必担忧，大家都来尝试是可喜的。”

随着“新加坡艺术拓展蓝图”（Our SG Arts Plan，2018-2022）出炉，政策必然影响本地艺坛发展。

2019年又逢新加坡开埠200年的契机，明年肯定会看到许许多多类似题材的音乐作品。

记者个人则期待，本地音乐人更自觉更独立地去发掘音乐，创作不应该只是配合演出。

舞蹈篇

舞蹈“疯”跨界

2018年的舞蹈界，各舞团让我们看到许多新鲜作品，表面上是舞蹈，但多了各种新元素。笼统地说，是跨界舞蹈作品。

舞人舞团今年跨界制作有好几个，比如和九年剧场合作的《咔嚓卡夫卡！》，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舞中有戏，戏中有舞；年中驻团编导金在德，和本地男高音郑惠良合作《敲击充满悲伤的旧躯体》；舞蹈节委约的《看不见的归属》，由来自台湾的作曲家王榆钧创作整个作品的音乐，并在室外剧场现场表演，音乐推动整个制作融入室外世俗环境，再升华达到室内舞台才有的专业艺术环境氛围，称得上是一个为了考虑演出场地而悉心安排的跨界作。

新典现代舞蹈团今年的“Milieu 2018”，与音乐打击手Sascia Pellegrini合作，舞者“奏乐”，鼓手“起舞”；在另一个专场“Sides 2018”上，舞者们在一个作品中以身体带来一场动态的装置艺术展，观众像在艺术馆中游走赏看。

化生艺术团今年也有三个探索跨界定义的项目和创作，1月中旬舞团开始了持续未来三年的“过海寻仙计划”，这个项目以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为研探蓝本，邀请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新科技视觉艺术家、作家、当代音乐作曲家、园艺工作者、海洋生态与气候变化研究员等等，共同畅想八仙传说的古老文化在现代生活里的存在意义。5月上演的《迁*园》，则与指挥家林曜及爱乐交响乐团合作，结合园艺、音乐、舞蹈剧场元素。10月初该团到澳大利亚墨尔本重演2016年新澳跨国合作的《火猴》，由本地作曲家许美端担任音乐创作总监，融入传统乐器如华乐中的饶钹，以及西洋大钢琴和原始部落乐器等，以非传统的节奏和演奏方式与现代舞对话。

跨界到底是不是新风？各团艺术总监分享见解。

舞人舞团艺术总监郭瑞文说：“跨界是艺术圈内相当普及的思维方法和创作方式。这个概念不时被提及，是因为一些跨界合作确实撞击出精彩亮点，也因为太出众，会被误以为那是一种趋势。在现代舞中，不断挑战旧有思维与模式已是常态。大到艺术形式和团体间的跨行合作，小到挑战个人界限的自我超越，都可看成微观的跨界精神体现。”

化生艺术团艺术总监梁佩贤指出，跨界在舞蹈界中由来已久。“跨界现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卫艺术兴起时便出现，首推编舞家Merce Cunningham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前卫作曲家John Cage的联创，到了21世纪，跨界概念被采纳为革新创作手法，成了艺术大气候。

新典艺术总监刘美玉认为：“跨界这种艺术创作形式逐渐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原因之一是，如果观众理解并熟悉某一类型艺术形式，他们只要借由这种自己喜欢的艺术类型，便能投入欣赏相关作品，进而认识到跨界艺术的深度与广度。”

不过刘美玉指出，跨界艺术不在于艺术形式的累积叠加，或内容的复杂性，而在于艺术表现创新的形式。“有些精品跨界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并没有抛弃传统本质，而以某种方式将许多门类的艺术元素有机并和谐地融入编创中，成为新形态作品。只有这样，观众才能被当代具文化符号或意象所构建的新艺术形式所吸引，进而关注、理解其精髓。”

郭瑞文直言，不会为了跨界而跨界。他说：“在我的艺术追求上，会比较关注从小到大的具体实践与品质提升，避免为新鲜或为跨界而跨界。我也在不断观察思索各种艺术团体合作中的得失，事实上，在跨界这方面，它涉及的层面广泛而复杂，也可能触及到基础艺术核心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增加新观众源或引起社会关注的方法。”

梁佩贤说：“跨界不是一种时尚潮流，是艺术工作者的个人选择与风格展现。要实行跨界这种创作理念，需要时间与资源作为养分，最举足轻重的一环是诚恳的原创意念，还有与创作伙伴及支援团队的合作火花。这些基本条件能否达成，与本土舞蹈生态的先天和后天条件有决定性的关联。本地舞蹈界的跨界创作会不会成为未来的风气，还得看大家能否找到天时地利的刺激。”

化生艺术团“过海寻仙计划”首位合作对象，是来自新西兰的新媒体编舞Daniel Belton，他将运用虚拟舞蹈元素，让舞者出现在变化多端，不停转动的八卦几何画面里，该项目的第一期作品将于明年3月底在特别场地演出。

舞人舞团今年三个跨界之作反响都很好，《看不见的归属》被欧洲的舞蹈节相中，受邀明年展开巡演；《敲击充满悲伤的旧躯体》也有邀约，正在商讨中。

今年获文化奖的刘美玉明年将有一个跨界新作，她与一名本地影像工作者合作，跳脱刻板的现代舞的舞台想象空间，舞者将更丰富灵动地传达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肢体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