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尼日利亚裔艺术家印卡·索尼巴尔利用人们以为源自非洲的荷兰蜡印花布来创作，探索非洲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反映亚洲、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英国尼日利亚裔艺术家印卡·索尼巴尔（Yinka Shonibare CBE，RA）1994年在伦敦的布里克斯顿市场买到色彩斑斓，人人以为来自非洲的印花布，其实它是统治过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爪哇峇迪布为灵感，通过机器大量生产，本想销往印尼不果，却在19世纪成功销到非洲，到了1960年代，反而成为非洲反殖民主义者爱穿的“代表非洲人身份认同”的服饰。这种荷兰蜡印花布，作为亚洲、非洲及欧洲贸易与文化交流下的产物，成为这位艺术家创作的最重要意象与符号。
出生于伦敦，索尼巴尔3岁时随当律师的父亲移居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当时最现代化的非洲城市），17岁返回伦敦读书，在Byam Shaw学院（现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美术，并获金匠学院艺术硕士，毕业时是“年轻英国艺术家”成员之一。索尼巴尔经常在大学被问为何不做非洲艺术，他调侃说，那就做这些“非洲艺术”给他们看，思索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集体身份的构成、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种族和阶级等议题。
改变对非洲的刻板印象
在伦敦生活的索尼巴尔（58岁）本周前来新加坡旧国会大厦的艺术之家举行个展“人人的正义”，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遗憾的是，很多人对何谓‘非洲人’拥有很多刻板印象，认为非洲不属于现代世界。我的创作想要传达的远比这复杂，我们非洲人是不同文化的混合。英国人殖民了尼日利亚，同时也成为现代非洲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开始用‘非洲’布料来创作，而这布料其实是在荷兰生产的，受印尼爪哇峇迪布影响。这很有趣，我们非洲人以为所谓的‘非洲’布料其实不是来自非洲。我们有传统的非洲布料，但不是这样的图案花纹。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印花布也反映亚洲、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我用了象征殖民权力的符号，解构它们。本质主义者想要排除其他的文化，这是不对的。因为是不同的人混居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新的身份认同。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在英帝国的影响下，（不同民族）带来自己不同的文化，混合于一炉而创造出来的。”
自称后殖民时代混种，不断质疑文化、国家的定义和身份的索尼巴尔，将旧国会大厦二楼议院座椅换上荷兰与印尼蜡染印花布，展出新加坡版《正义女神》雕塑。这里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国会大厦，在英殖民地时代是法院大楼、立法院。新加坡司法制度以英国为基础。
《正义女神》灵感取自英伦老贝利街法院大楼圆顶上英国雕塑家F.W. Pomeroy的《正义女神》雕塑，女神依然右手举剑，左手持天平，不过不穿金袍，改穿荷兰明亮蜡染印花的粉红色长裙，双臂绘上爪哇峇迪布（也受东印度公司、马来亚、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影响），头部是地球仪。正义女神殖民统治的标志，转化为全球化贸易交流与新加坡多元化种族精神的密码。
索尼巴尔说：“我在想正义的概念：新加坡是很多元化的地方，我希望正义的塑像服务的是新加坡广大的人口，不同的人。”
无头雕塑代表全人类
说话简单扼要，毫无架子的索尼巴尔，18岁时因急性横贯性脊髓炎导致半身瘫痪得坐轮椅，有团队执行其创作理念。他在2002年德国文献展的代表作“Gallantry and Criminal Conversation”，取材欧洲19世纪贵族的壮游风潮。2010年他受委创作第一件公共艺术《瓶内的纳尔逊船》，安置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第四基柱上。他在2004年获特纳奖提名，2013年入选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RA），2019年获大英帝国勋章司令（CBE），并将这些“很殖民”的荣誉正式加于名字之后。
索尼巴尔的雕塑都是无头或以地球仪代替头部，因为他想代表全人类，而不要人们联想到任何一种文化或种族；地球仪也是
人类的地理的化身。艺术家不少作品颠覆西方经典名作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将耶稣与十二门徒换上“非洲”印花装，狂欢作乐，还制作《最后的晚餐毁于一旦》影片，13名男女人像享受饕餮盛宴，突然间头被削了下来。
这次个展也放映索尼巴尔的两个录像，颠覆威尔第的《假面舞会》（2004）及颠覆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奥杰莉亚和奥杰塔》（2005），后者一白一黑舞者沿着巴洛克柱子而跳，既疏离又统一。索尼巴尔说：“没有欧洲，你不可以定义非洲，非洲与欧洲之间有些对立的关系，类似‘异国的他者’和‘文明的欧洲’，而这想法太简单化了。所以我有兴趣探索这两个所谓不同领域的神话，创造出身份的重叠。”
索尼巴尔2016年在新加坡“艺术门”办过个展。其《风的雕塑》矗立于丰树商业城，一块荷兰蜡染布料在风中飘逸，意味着人的流动与移民的现象。
展览由Zehra Jumabhoy博士策展，亚洲艺术机构、艺术之家和英国Stephen Friedman画廊联办，是本年度新加坡艺术周项目之一，即日起至1月31日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1 Old Parliament Lane）举行，入场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