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美国历史学家颠覆萨特形象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重新审视当年法国左派人士，颠覆了包括萨特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长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书中认为，1944年至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面对苏联斯大林政权等暴政，不但忽视还为之辩护。 上世纪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公认为二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萨特也是1944年，法国告别维希政权，步入了另一个自由的年代之后，在法国涌现的众多知识分子中最为醒目，最受尊崇的其中一个。 为当时斯大林主义辩护？ 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与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一个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及艺术家大多涉及共产主义。但就如《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中信出版社）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法国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相反的，大部分人并非如此。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重新审视当年的这群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颠覆了包括萨特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长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简而言之，本书认为，1944年至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的是苏联的斯大林政权等暴政，但他们不但忽视还为之辩护。在朱特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 朱特对那一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有很不客气的指责：“1975年之后大规模出版的书籍常常是通过有选择的引证试图阐明，像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及那些同代人的迟钝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他们仍然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 托尼·朱特（Tony Judt）来头不小，他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尤其是美国媒体对他更是赞誉有加，《时代周刊》（Time）称他为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则称赞他为“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锐的思想家。”托尼·朱特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关于本书的写作宗旨，托尼·朱特在本书引论如此说：“这不是一个关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专门性研究，除了顺带谈到一些之外，也不是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一些杰出，一些则默默无闻，一些是共产主义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着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之时，他们都寻求‘投身’于进步的一方。从20世纪最后几年的特殊视角看法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他们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诺的方式，他们在为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时所采用的术语都看似奇怪而遥远，那些政治和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回响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 那些年主流声音 本书一开始就以加缪的名言作为题词：“错误的观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终，但是无论何种情况，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 托尼·朱特也指出：“本书的主人公：萨特、穆尼埃、德·波伏瓦、梅洛-庞蒂、加缪、阿隆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并不代表比他们影响力稍逊的同辈人，当然也不具任何典型性。但是，他们是那些年主流的声音——他们控制着文化领域，他们为公共论辩定好了基调，他们设定了听众的偏见和使用的语言。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方式回应并加强了知识分子共同体，包括那些不同意他们看法的成员在内的自我形象。他们至少直到1956年都致力于追随的那些事情，他们介入或者拒绝介入关键性的道德问题的方式，组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历程中一个极为不同寻常和特殊的时刻。所有关于这一主题，他们在那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今天所造成的问题，在法国现代历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 朱特也向读者展示，1947年至1953年东欧的审判秀，以及法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的各种回应，他们并未对审判秀的牺牲者辩护。他认为，这些审判被当作放大镜，可以透过它们去观察法国人对这些“往往在道德上令人痛苦、政治上又陷入两难的事件的回应”。“我试图标识出那些年知识分子的情结，同时也严格控制聚焦度，对个体态度保持一种足够的关注。” 《未竟的往昔》或许能够提供我们另一种视野去看1944年至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但必须一提的是，二战后共产主义在法国兴起以及受到萨特等法国知识分子满怀热情的追随、追捧，绝对有其历史渊源，读着本书以今日的眼光，指责当年法国知识分子的没有“责任感”，做为读者，我们不妨也借机了解当年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