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新加坡书店故事 1881-2016》，记录了19世纪至21世纪本地书店的起落，也通过收集国人的记忆，创建本地书业发展历程的记忆库。
书市走一回
新加坡书业开始于1880年代，至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日前刚由周星衢基金编著的《致读者：新加坡书店故事 1881-2016》，正如其副题，记录了19世纪至21世纪，本地书店的起落与故事。
四年时间完成记忆工程
本书源自周星衢基金协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推动的“新忆工程：我的书店记忆”主题活动，通过收集国人对书店的种种记忆，创建有关本地书业发展历程的记忆库。既献给“每一位曾为新加坡书业付出心血的人士”，也致给“每一位曾在书店里翻阅一页页美好时光的读者。”
周星衢基金从2013年初开始着手收集关于新加坡书店的故事，并以将近四年的时间，从“浩瀚的资料中大海捞珠”，也走访书业前辈，“再以文字记下他们的荆棘之路”。基金主席周曾锷说：“对基金而言，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致读者》全书20万字，内容分五部分：“书页缘起”“书店纪事”“书店传志”“读家回忆”及“书店名录”。其中“书店纪事”将书店业的135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起航时代”（1881－1920），“本土时代”（1921－1950），“黄金时代”（1951－1970）及“摩登时代”（1971－2016）；“书店传志”则聚焦本地“五大华文书局”和“四大英文书店”，“五大华文书局”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书局、世界书局与南洋书局；四大英文书店则是英商别发印书馆、MPH、吴佛吉有限公司与张彼得公司。这一章节也重点书写了50家各个时期与不同地区的书店及其故事。
其中开启了本地华文书局第一章的商务印书馆，1915年在桥南路172号开业；1962年至1992年，商务印书馆长达30年的时间在桥北路309号营业；1992年至2002迁至维多利亚街81号；2002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再从IMM中心（2002-2007年）搬迁到国泰大厦（2007-2009年），2002年并在桥北路设立分店 。叫读者黯然的是，驻岛百年的商务印书馆，却于2012年全面结束零售业务。
人文历史的记录和思考
周曾锷在本书序言说：“在力所能及所能收集到的近500家书店资料中，因篇幅与精力之限，我们无法在本书中完整呈现，不过工作团队精心汇整出其中50家各类书店的故事，望能借此代表书业在新加坡的旅途，呈现个中概貌。当然也希望此书能起抛砖引玉之效，引起更多有心人对本地书业研究的关注。 ”
《致读者》除了以创办年份作为书店排序，在书店坐落点方面，并不局限于“小坡”与“大坡”的范围，所涉及书店涵盖全国西部、北部、东部；每个区域又细分四个区块（共计20个），较清楚呈现全岛书店分布概况。由于一些书局的实景已难考，并由插画师重绘书店现场。
书中“读家回忆”，收罗了九位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书店与阅读的观感；“书店名录”则汇整新加坡开埠以来，近500家书店的资料。
关于本书特点，编者在“卷首语”说：“本书没有微言大义，有的仅是字字真诚的吉光片羽。权充献给所有读者的备忘录，莫失一颗捧起纸本、栽进阅读丛林的初心。”
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说：“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历史书，是人文历史的记录和思考。本地书店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为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文化中心作出贡献，也为新加坡的知识补给与人文发展奠下坚实基础。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精神，前辈如是，面临挑战的我们又如何能不尽全力而为? ”
郁达夫与星洲书店的故事
在书店故事中，本书也特别叙述了郁达夫与星洲书店的一段渊缘。
193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星洲日报》担任文艺副刊《晨星》编辑的郁达夫，走进了坐落在大坡大马路（即桥南路）门牌187号的星洲书店。在书店创始人之一的游杏南热情接待下，郁达夫在书店里选了一包书，却又发现身上现金不够结账，于是要求游杏南先给他留一下这包书，他日后再来领取。游杏南却爽快地让郁达夫先带走书，以免“放在店里，别人要了，我可不守信用了。”郁达夫只好把书先提走。第二天，郁达夫回到书店还钱，而且还放下一笔钱，留作下次买书之用，并笑着对游杏南说：“不然，下次又要再欠款了。”
郁达夫从此成了星洲书店的常客，还常介绍文学青年到店里买书，甚至还为书店手书“星洲书店”牌匾，此事成了当地新闻，书店生意也因此更加红火，牌匾甚至一度成为游客必访的“景点”。
郁达夫为星洲书店题牌匾，不但不收分文，还写了好几幅字与信笺题头赠予游杏南。
游杏南的侄女游品莲则写过一篇题为《郁达夫与“星洲书店”》的文章，内容提及游杏南曾准备好纸笔，恳求到访的郁达夫给书店写个招牌。文章描述，郁达夫一口答应并说：“写什么名字好呢？叫‘游氏书店’，小家子气；叫‘上杭书店’也不妥。我服务于《星洲日报》，你书店就叫‘星洲书店’好吗？”郁达夫随即挥毫写下“星洲书店”四字。
关于游品莲所说，“星洲书店”商号由郁达夫所取，与一些资料并不相符，且有资料证明，游杏南等人在创办书店时已取名“星洲书店”，而郁达夫事隔两个月后才到新加坡，不太可能为“星洲书店”命名。但“郁达夫为星洲书店写下匾额，既是事实，亦是他暂居南洋短短数年的重要事迹。”
《致读者：新加坡书店故事 1881-2016》可在大众书局、纪伊国屋书店买到。
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说：“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精神，前辈如是，面临挑战的我们又如何能不尽全力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