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是由九篇短篇小说组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或小说集，不如说它是一本回忆录式的散文体小说。说它是“回忆录式”，是因为大部分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或至少耳闻目见，鲜明而深刻的“追忆”逼使李永平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记录下来。说它是“散文体”，是因为它以第一人称“李永平”书写，书中没有铺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应有的矛盾冲突和高潮；作者通过九个引人入胜的“追忆”，对比古晋小城与台北大都会的风情，在不同时空下的古晋男孩与台北成人的自我对话。说它是“小说”，是因为它带有某种程度的想象、虚构、艺术加工与审美点染，至少扮演聆听角色的朱鸰就是似真还幻的半虚构人物。
大胆地把三种书写文体混搭成一书，这是李永平的创举，也是他令人刮目相看的书写策略。
文化歧视
《雨》的书写场景虽是台北华西街，但背景大部分是婆罗洲北部的砂拉越，那是作者的故乡，李永平自小喜欢“伫立在古晋城一座高岗上，一边眺望婆罗洲的壮阔山河，目眩神驰，一边编造故事，日积月累越编越多，到后来他小学毕业时，竟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20岁离开砂拉越到台湾念书之前，李永平生活的地方突然从英国殖民地变成马来西亚行政区。当国家意识还未完全在个人身上建立起来时，当文化与身份认同无法取得统一时，认同上的种种矛盾顺理成章地被激化。《雨》所要表现的一个层面，就是这个被激化了的认同矛盾。
例如在《追忆六：支那》中，李永平的一段陈述，把后殖民时期的文化歧视裸裎得淋漓尽致：“记得小时候在南洋读书，学校的艾修女时不时端整起脸容，柔声告诫孩子们：支那的文字是撒旦的符号，而撒旦就是魔鬼，而魔鬼就是钻进伊甸园诱骗夏娃的那条蛇，所以孩子们呀，尤其是华人子弟，千万要远离支那方块字的诱惑哦，切记切记。”这种歧视中华文化的言论，深深地镌刻在“从小喜欢看字典上排列的一个个四四方方的中国字”，喜爱中文书写的李永平的心版上，形成了他日后反击这种话语的一股无穷力量。
歧视中华文化的另一个例证，同样出现在《追忆六：支那》中。李永平就读的小学圣保禄学校与隔壁的圣玛嘉烈学校，两校学生在校方带领下看电影《北京五十五天》。这部影片一开始，“银幕上却倏地窜出一大群拖着辫子打着赤膊、横眉竖目的清朝支那人，发狂似地，扯起嗓门厉声嘶叫呐喊，手里高举着火炬和长刀，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四处杀人放火”。作者那时虽还是个小学生，却也知道影片中的残酷画面是通过洋人和教会的视角，刻意丑化中华文化的一种手腕。观看电影时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很不幸地从这刻开始，烙印在这个南洋游子的心灵上，形成无形的震撼与伤害。
女性剥削
对女性的细腻书写是李永平笔下小说的一大特色，《雨》亦不例外。从与他结伴走进游击队出没的森林的小学同班同学田玉娘；作者小学时代的单恋情人司徒玛丽；到从台湾被日本浪人以签契约拐骗到婆罗洲从事慰安工作的三姐妹；这些女性不是有坎坷不堪的人生路，就是有着悲剧性的下场，尤其是司徒玛丽和命运共同体的宝岛三姐妹。
司徒玛丽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华族女性，小学毕业后升上砂拉越的英国化贵族名校念中学。然而，这么一位“一身雪白肌肤一把漆黑长发”的水灵美女，在《追忆八：司徒玛丽》中却沦落为与一帮英国军官公开厮混，靠在英国军官身旁小鸟依人般、脸色惨白的支那小女郎。在砂拉越变成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马来部队开始进驻古晋城之后，司徒玛丽更“自甘堕落地”与马来男人生孩子。李永平对司徒玛丽的着墨大多数是来自他的自觉与感观，而司徒玛丽的“堕落”却从侧面反映了在政局裂变的时代，砂拉越华人的下坠命运及女性被剥削的真实。
至于在《追忆九：望乡》中沦落到婆罗洲的三姐妹，她们虽然来自台湾的不同乡镇，但高相似度的命运却把她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日本浪人的半哄半骗下，她们的父母分别收了两千圆纸钞之后，让无知的她们成为到南洋军医院上班的随军看护妇，事实上就是日军的慰安工作。“反正这就是命哪，她和慰安所其他同命姐妹一样，以后不能生孩子了，因为她们的子宫早就被捅破了，烂掉啦。”作者在大篇幅地书写了欧亚二洲的慰安妇的悲惨命运后，以这句话语作为她们宿命论的概括。
《雨》是一面具有多角度的棱镜，折射出作者在半世纪历史中所衍生的多层次救赎意识，我认为上述的文化歧视及女性剥削的救赎意识，至少是涵盖于此书中的两种重要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