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媒体人的前半生——杜平《我在媒体这些年》

媒体人杜平新书忆述他这30年来跌宕起伏的媒体经验与人生经历，为爱书人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选择。

媒体人杜平日前出版回忆录《我在媒体这些年》（八方文化创作室），忆述他自1980年代开始，这30年来跌宕起伏的媒体经验与人生经历。

杜平的媒体工作经验丰富，他早年供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首席外交记者、驻欧盟和北约总部记者。1995年开始，供职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后达十多年，目前则担任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作为1980年代出道自中国的媒体人，杜平的媒体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正如他在本书开篇所说，他的从业生涯，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经历30年大变迁的缩影”，他坦言他和同龄人是最早受益于这个时代的群体，最早与外部世界深度接触。

有意思的是，杜平说：“这是一个有序又无序的时代，也是一个进取和失落的时代。它有时候令人振奋，有时候令人沮丧；有时候令人心潮澎拜，有时候又令人黯然神伤。作为媒体人，这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媒体人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我曾经投入到这急剧变化的洪流之中，而且还能抽身自醒，试图独立而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中国与世界的现状与未来。”

读《我在媒体这些年》，读得最津津有味的其中一部分，是作者笔端流溢情感回首“六四”。事件发生时，杜平正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外派布鲁塞尔记者站，他在书中忆述了当时在欧洲的情况：“那些日子，我很害怕出门，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人问及北京发生的事情。驾车出门，经常看到前面车辆的后窗玻璃上贴着谴责中国的标语。在马路上行走，陌生人会主动走过来提起天安门。不只是我，其他中国人同样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久而久之，我们的内心都变得异常脆弱……”

本书也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当时中国驻海外机构频频发生出逃事件，包括了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叛逃”，新华社驻布鲁塞尔分社社长“老乐”也突然失踪。

书中特别提到前中国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因为目睹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并与市民们在西长安街上发生激烈的对峙和冲突，吴晓镛在接受BBC驻北京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了“极度悲愤和‘大逆不道’的言词”，这番言论之严重，“分明是与掌权者的决裂宣言，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吴晓镛后来的媒体事业也因此而改写。

回首“六四”，作者的悲情仍隐隐流露：“那一夜，我全然无眠。从老刘那里回到自己的住处，我全身软趴趴地靠在沙发上，痴呆呆地盯着来自北京的电视画面，孤独和悲哀同时袭来，眼泪不停地流淌。”

杜平也以不少篇幅回顾了他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联合早报走过的曲折心路历程。初来乍到，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外来打工者，没有人对你的经历感兴趣，没有人把你的经验当作资历，一切重归于零，一切从头做起……”

由于出身于中国体制之内，而联合早报却是私营的，在不同管理模式和工作气氛里工作，他感叹于“挣脱了体制的管束，但也失去了体制的保障”；“获得了一直向往的个人自由，但却感觉不到心安理得的自在。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离家出走的兔子，虽然再也没有笼子的束缚，但却失去了所有的安全庇护，在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外独自求生，到最后就是自生自灭。”

作为一个媒体人，又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几年，杜平对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

他也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客观中肯的批评，说到“新加坡政府相对很廉洁”，他认为，“要讲廉洁，必须看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府部长、政务部长和所谓的超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他们的薪金报酬可以与跨国大企业的高管相提并论。这种优渥的待遇当然是合法的，但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却不见得是合理的。”

在他看来，“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政府高官的义利观和使命感应该比企业高管的标准更高。中国的政治文化很特殊，也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所以不能予以照搬。”

教人深思的是，杜平说：“在李光耀的内心深处，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度，颇似美国人自我标榜的‘例外主义’，意即新加坡能做到的，其他国家未必能做到。在李光耀一生的众多言论中，这种优越感俯拾皆是，几乎不加掩饰。而在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草根民众当中，这种优越感也往往是溢于言表。可是，新加坡的优越感还能持续多久？”

作者也不客气地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和记者，在研究新加坡经验时的态度和方法。杜平说：“有些急功近利的中国学者和记者，在前往新加坡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地确定了结论，到了当地只需选择性地搜集一些事实，以此来支撑自己道听途说或者一厢情愿的结论。如此态度和方法所研究和总结出来的‘新加坡经验’，往往都有主观演绎的成分。”

《我在媒体这些年》细说从头，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为第一章“从北京到布鲁塞尔”，第二章“从布鲁塞尔回到北京”，第三章“从北京到新加坡”，以及第四章“从新加坡到香港”。

杜平形容自己是一个“跨越三大传统媒体，留迹于国内和国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而他写本书的用意，“不在于写自己，而在于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的则是他“所看到的世界、所经历的时代、所领悟的道理。”他谦称，在资讯如此发达而又如此泛滥的今天，他“卑微的希望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不同的东西，为依然热爱读书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选择。”

（《我在媒体这些年》可在各大书局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