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出版界目前最火红的是《郭鹤年自传》，郭鹤年首次亲口讲述他与家族走过的长路，也回顾了这70多年来，在经商之外，概括及总结自己一生秉持的信念与人生印记。
世界级富豪郭鹤年有“传奇企业家”之誉，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以经营白糖买卖起家，并被冠以“亚洲糖王”的大名。
94岁高龄的郭鹤年曾历经岁月动荡，从英国殖民地到日军占领，再到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也经历过亚洲经济起飞，中国改革开放，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亚洲历史的风云变化……
母亲不准他过河拆桥
近年来长居香港，业务范围包括航运、物流、房地产及酒店业等多元企业的郭鹤年，对其商业活动及家庭、私人生活一向保持低调。在近日问世的《郭鹤年自传》（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中，郭鹤年首次亲口讲述他自己与家族走过的漫漫长路，也回顾了这70多年来，在经商之外的点点滴滴，概括及总结了自己一生秉持的信念与人生印记。本书出版后，在香港、马来西亚等地都掀起阅读热潮。
《郭鹤年自传》既是郭鹤年的回忆录，也是他的家族历史，在本书中有他的童年生活，成长回忆，也有他的父母及两个哥哥在乱世中的生活，更有他在马来西亚、新加玻、印度尼西亚、香港到中国大陆的经商经历，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回忆家人与家庭过往的这一部分真情流露，有不少令人动容之处。
此外，郭鹤年也从1949年开始，娓娓道来其管理企业与做生意之道，包括如何带领郭氏集团发展成为当今跨国企业，读者从中也可了解华人移民东南亚这些年经历的时代与社会变迁。
必须一提的是，郭鹤年一生对母亲敬爱有加，他将这本自传献给母亲郑格如，并认定母亲是“郭氏集团的真正创始人”。郑格如出生自福州一个殷实家庭，他形容母亲“从小就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情绪”，她是郭家的船长，一辈子默默付出，引领郭氏家族在大海中航行。
郭鹤年在自传开篇就叙述了母亲的种种事迹，他在书中也把营商生涯中备受守护，归功于有母亲相伴及母亲的虔诚祈福。母亲总是提醒他，要公平而正当行事，不可自私，在生活中要常怀感恩之心。
他坦然回忆母亲曾经如此告诫及指出他的缺点：“我发现你有过河拆桥的倾向，我希望你无论在生意或任何情况下，也千万不要这样对待朋友。”
郭鹤年说，母亲对他们严厉到几乎苛刻的管教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他们小时候调皮捣蛋时，母亲会拿藤条鞭打，垂老之年回忆母亲的鞭子，他坦承自己虽然痛恨体罚，但后来却也渐渐明白到母亲的用心。因为体罚虽带来痛楚，但当中蕴含着智慧。
郭鹤年也不讳言父亲郭钦鉴与母亲不幸福的婚姻，这段奉父母之命结成的姻缘，因为父亲的拈花惹草让母亲深受其苦。但即使父亲在新加坡赌博放纵，母亲还是容忍着，甚至熬汤为父亲补身。直到有一天，母亲无意间发现父亲爱上一个年轻女人，家里再无安宁之日。
二哥鹤龄为公义献出生命
郭鹤年也将本书献给他的二哥郭鹤龄，他形容二哥是“一位伟大但不幸英年早逝的人”。又说：“他对美好、乌托邦式的大同世界充满着憧憬。”本书最教读者关注的其中一部分，也是他在自传中公开承认，郭鹤龄曾担任马共宣传主任。
在郭鹤年的忆述中，郭鹤龄博览群书，“一直主张公平和正义，绝不容忍任何不公义”，英政府决定镇压马共之前，郭鹤龄前来吉隆坡，经营一份小报，充当马共喉舌，但后来被英殖民政府封杀。
郭鹤年忆述，郭鹤龄在二战目睹日军迫害华裔后，萌生加入马共抗日的念头，但担心牵连家人，因此迟迟未决。郭鹤年相信，郭鹤龄是在1945年下旬或1946年参加马共。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郭鹤龄坚持保密，意在不要把家人卷入其中，因为英国人当时追击与压迫正在走入森林的共产党人。到了1948年，郭鹤龄终于走入森林，1953年8月，英军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伏击郭鹤龄等人，将他们一并杀害。郭鹤龄遭杀害时年仅30岁。
郭鹤年给自己的二哥做出一生的总结：“鹤龄为公义献出了生命。他眼见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盲从附和。他因为不公平的对待才被开除出校。他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径。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国和印度军队以占领军的身份回归执政。”
郭鹤年说，他从未嘲笑过二哥郭鹤龄帮助穷苦大众或支持公会的行为，但他不认为商业与政治不应混为一谈。相反的，郭鹤龄认为他只顾赚钱。郭鹤年回忆了1948年的某一天，郭鹤龄与他谈心，告诉他，他迟早会明白他的劝告是对的，也即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
和平之路居功不小
郭鹤年在1970年代初迁至香港，但虽然身居异地，仍离不开马来西亚政治。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合艾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结束长达40多年的森林游击战，郭鹤年在这道和平之路居功不小。
郭鹤年在自传中透露，当年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拉欣诺联系他，请他帮忙把信息传给中国，包括请求中国政府不要让马华公会作攻击马来西亚政府的广播。在他传话以后，马共的收音机广播就停止了。
那时候，马来西亚内政部并希望郭鹤年可以从中协助，吁请中国政府确保停止对马共和其领导人陈平的支持。拉欣诺有一天对他说：“我们派了特使到森林里和陈平的人对话，你亦已告诉我们中方的取态，他们不会再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这与我们特派员所观察到的情况吻合。但我们是否能得到一些书面说明，中国撤回支持的程度？”
郭鹤年透露，他在转达这项消息后，就被中国当局邀请从香港进入广州，因为有一份由“一位非常资深国家领导人”草拟的文件需要他的咨询，郭鹤年在这部分的回忆相当引人入胜。在约定的当天，他中午出发后两小时抵达广州。当时，一辆车子前来接他，整个过程就如占士邦电影般扑朔迷离。车子在路上兜了几圈，司机有意摆脱任何可能尾随在后的人。之后在一间光线昏暗的，看来机密却普通的房子内与一位“领导”见面。他们让郭鹤年看草稿，并征求他的意见。
郭鹤年回忆，他把草拟的文件看过之后，觉得其中有两处不妥当，并建议修改，后来他还把那封公函送到拉欣诺那里。几个月后，马来西亚政府和陈平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从森林中走了出来，象征性地放下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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