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笑释放压抑的叙事传统 ——美国学者雷勤风《大不敬的年代》看中国笑史

美国学者雷勤风《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以哭笑的对比开展评述。雷勤风研究的中国笑文化是多层次的，是娱乐、讽刺、叫嚣，甚至是反抗。中国近代史的纷乱局面常被苦情所渲染，但雷勤风却选择了“笑”的角度，为读者揭示另一种久被压抑的中国叙事传统。

台湾剧场导演赖声川的代表作《暗恋桃花源》里，两团争夺排练场地，最后搞得场务投降，把舞台分两半，一边演喜剧，一边演悲剧，观者无不捧腹。剧中人物无所适从，演喜剧的袁老板对“暗恋”剧组说：“我看你们的悲剧，我很想笑！”一语道破，这个隐喻台海关系、历史宿命的作品，其实哭与笑乃一体之两面。

美国学者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许晖林译，麦田出版）这本非常有趣的汉学专著，也是以哭和笑的对比作为起点，开展评述。他举的第一对例子，就是清末作家刘鄂与吴趼人，前者《老残游记》以深情的哭泣者的姿态，邀读者同哭；后者的《新笑史》则以笑话方式回应时代。

雷勤风认为这种“笑/泪”的组合，自吴趼人的时代开始，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特点，民国以降更是令人着迷。

雷勤风研究的中国笑文化，是多层次的，是娱乐、讽刺、叫嚣，甚至是反抗。中国近代史的纷乱局面常被苦情所渲染，雷勤风却选择了“笑”的角度，为读者揭示另一种久被压抑的中国叙事传统，让人看见近代中国史上一个个精彩的“大不敬的年代”，读着，不禁拍案叫绝。

雷勤风写道：“我在本书使用‘笑’这个字表示光谱上不同程度的态度与行为，从娱乐、滑稽到嘲弄等。我特别好奇某些形式的笑究竟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变成一个文化特色，有时甚至将历史推往出人意表的方向。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为中国近代的经历令人快活；不过，它的机智与趣味倒吸引不少关注，并且影响了公众情绪。怀特说：‘幽默家靠麻烦事养胖。’而现代中国一点也不缺麻烦事。”（页30）

本书以晚清为起点，分析新兴的报业媒体（许多报纸杂志都开设笑话专栏，甚至整份报纸杂志都以笑为取向）以及娱乐场所上演的滑稽戏、各种滑稽电影，如何推波助澜。而其中一个重要源头，便是《笑林广记》这类中国古老笑话合集。

此外，雷勤风也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一本，出版于清朝中期的辛辣讽刺小说——《何典》。这本小说以鬼喻人，毫不留情地嘲讽中国人的丑陋，看起来不入流，多年来却一直以手稿形式私传，后来终于在民国初期被刘半农发扬光大，加之名人如鲁迅与吴稚晖的按赞推广，这本鬼话连篇的搞笑小说被广泛接受，一再重版。

接着雷勤风以几位关键的五四文人（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徐卓呆等）为中心，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幽默文化如何兴起。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响，首先“幽默”就是林语堂为humour一词的翻译。更甚者，1933年被作家陈子展定义为“幽默年”，当年2月萧伯纳造访上海，与林语堂、鲁迅、宋庆龄见面，不久后另一位以幽默文学著称的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德哥派拉（Maurice Dekobra）也到了上海。名人效应带动幽默的讨论，让社会蓄积的幽默力量一次过大爆发。以林语堂为首的幽默运动风行一时，但也有引起钱钟书等人的批判，雷勤风甚至引了夏志清多年后（1953年）的话，批评“这种‘幽默邪教’只不过是现代庸俗乐观主义与自满的症状之一罢了”。（页320）

不过总的来说，雷勤风认为：“1930年代的幽默现象是近代中国笑史上的重要时刻。……幽默成了中国重新衡量其文学传统及其在世界中地位的文化标准。”（页324）

《大不敬的年代》聚焦于1950年以前的中国笑史，不过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雷勤风跳出原先设定的历史框架，检视起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笑文化，也把范围扩大到台湾。

其实笑闹讽刺的传统从未削弱，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当下，雷勤风所谓的“笑史”，我想甚至已经来到一个全民参与、史无前例的高潮。尽管现代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以后中共日益紧缩的言论审查（台湾方面也经历了1987年以前的戒严），人们总能善用创意方式找到回应的出口。这本《大不敬的年代》正好为当代人厘清中国笑文化的根源、流变，成为一本最好的参考书。

物极必反，过度的笑闹也可能成为精神麻药，雷勤风对此是小心翼翼，不过度美化笑文化。一如香港的无厘头流行文化，一开始被视为对抗教条主义的尖刀，却渐渐沦为低俗的温床，失去原有的批判力。

在书末，雷勤风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再次强调平衡的重要性：“他（刘晓波）在2006年就警告过，在公共议题上的调笑可以是一种具有‘超强麻醉功能’的‘精神毒品’，其麻醉大众的效果，更甚于官方用以填满中国日常生活的那种空洞的娱乐小品。但是刘晓波也看到了希望。他在评论‘笑话政治’作为反抗强权的普遍形式时说：‘对于瓦解极权来说，哈维尔式真话反抗和昆德拉式玩笑瓦解具有互补作用。’”（页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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