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序

本地作家李选楼在2015年10月出版的《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承传与流变》一书中论述1919年到1942年间马华小说的发展与变迁，这部书是接续探讨战后1945年至1965年间新马华文小说的演进历程。

小说的内容是全书的核心。选楼在大量阅读本期小说作品的基础上，细心进行精练的分析。主要的说明有下列几个重点：

一、日军的暴行：1942年2月日军入侵新加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施行“大检证”，滥杀无辜，在日军血腥统治的三年八个月期间，新马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苗秀的《红雾》，林参天的《余哀》，揭示了残酷侵略者的罪行；姚紫的《秀子姑娘》与丘天的《复仇》则暴露充当日军间谍出卖同胞的败类可耻行径。这时期也有作品颂扬人民英勇抗日的壮举，如夏霖的《静静的彭亨河》和乳婴的《牺牲者的治疗》等。

二、殖民地政府的扰民政策：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英殖民政府重返新加坡，为了控制左翼分子，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实施“宵禁”，与“粮食控制”，导致人民生活困顿。杨朴之的《查米》和《登记》，杨田源的《照顾》，谢克的《困城》等都展现了英政府的冷酷无情与横行霸道，同时蕴含人民反殖与向往独立自主的意识。

三、反黄运动的意义：实施“紧急法令”期间，健康的文化艺术活动受到箝制，黄色书刊趁机泛滥市场，文化界与教育界因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选楼指出：反黄运动“使文学活动获得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作家们认识到文学的社会功用”，也“树立马来亚的认同意识”，“通过对当地民生的刻画，体现对殖民政府的不满，促进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迅速发展。”这时期的重要小说有方北方的《娘惹与慌慌》，絮絮的《大时代中的插曲》，姚紫的《风波》和韦晕的《乌鸦港上黄昏》等。

四、国家意识的形成：抗日、反殖与反黄运动，促使民族主义的思潮高涨，也激发国家意识的认同，如宋雅的《绿色的藤叶》和马阳的《天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期盼国家独立自主的心态。史雷的《火的道路》强调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关切国家民生。贺巾的《阳光与雾》写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改善农村，使低层社会展现光明的前景 。

五、写实小说的丰收：爱国主义的激情澎湃，文艺创作也朝向反映人生百态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作家锋利的笔触，刻画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如高宁的《红土山下》写农村生活的艰苦，谢克的《走路》写三轮车夫的不幸遭遇，方天的《十八溪演》写大牯艇苦力的穷困生活，韦晕的《乌鸦港上黄昏》写老渔夫的悲剧，白蒙的《清晨》写伐木工人的辛酸；描述教育界众生相的小说有絮絮的《大时代中的插曲》，谢克的《为了下一代》，洛萍的《董事长的女儿》；揭示工人的觉醒和工会成长的作品有田流的《胜利》，麦青的《萌芽》，黛丁的《底扎》，谢克的《暗流》等。此外，抒写妇女悲剧的小说有洛萍的《四姨太》，《赌博世家》，庄稼人的《荔枝恨》和结崖的《锈嫂与锦母》等。

上述小说，无疑是当时历史多姿多彩的影像，透视了人民的真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实质。对社会的写真，虽比不上历史记载的深度与广度，但也可当成研究战后新马社会的参考资料，从而得出具有价值的成果。何况小说还具有审美价值，更能感染读者，发挥较大的影响力。

选楼也在书中分析了这些小说的美学特征。他是从多个视角如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心理描写，讽刺批判与对比的手法，细节与幽默的文笔，地方性语言的运用 等突显小说的艺术技巧与成就。

选楼在2018年9月出版的《战后新马华文小说评论集》对二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前的24位杰出小说家的作品加以评析，确与本书相辅相成，读者如两书结合来看，当可对这时期的小说，有更全面与深入的认识。

选楼是否会续写1965年后迄今的新马华文小说史？很值得我们翘首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