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日记》收录了民国文人叶灵凤从1943年至1974年的日记。日记没有爆料式的内幕,但透过坦率的记述和表白,足以让读者重温也许久已忘怀的香江岁月。


由香港作家小思(卢玮銮)与张咏梅作笺和注的《叶灵凤日记》,近日由三联书店(香港)出版。


叶灵凤是民国时期的文人,1930年代末期定居香港,成为香港重要文化符号。由于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时期,曾为日本军方办的印务局服务,并曾与鲁迅有过恩怨,因此他也是个有争议的作家。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参加《救亡日报》工作,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定居,在香港度过37年时光,直到1975年病逝。叶灵凤著作主要有小说、散文和随笔,并从事文学作品翻译,他也是著名藏书家。


叶灵凤日记的意义


《叶灵凤日记》共三册,收录了叶灵凤从1943年至1974年的日记。上册记录叶灵凤于1943-1967年的日记内容,下册则收录叶灵凤于1968-1974年的日记内容,附有小思与张咏梅和许迪锵的对谈记录。别录则收录叶灵凤个人、亲友等的照片和资料,与日记内容相关的报刊、专书图片,并附有与叶氏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和日记的人名索引。


本书责编,香港著名作家、编辑许迪锵在《叶灵凤日记的意义》一文说,《叶灵凤日记》“透露了一代文化人在香港这商业社会的谋生不易,期间少不免还要在政治狭缝中转折求存。”许迪锵举例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叶灵凤在1974年4月30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今日系旧历四月初九,浴佛节后一日,为我生日。今年已六十有九了,岁月催人,真不容情,许多少年时代的荒唐事好像仍在眼前。今晚中凯、中绚、中敏等联合在京华酒家请晚饭,筵开三席,常见的朋友们都来了,热闹了一番。”


许迪锵说:“一部日记,就只是这里提了一句‘少年时代的荒唐事’,是些什么事,就让他前半生事跡的研究者去追寻。”


许迪锵说:“这30多年来,叶灵凤可说是铅华落尽,返璞归真,生活就在住所与编辑室里度过,平日主要就是买书、读书、写作,或与家人和朋友茶聚欢宴。日记没有‘爆料式’的内幕,但透过坦率的记述和表白,从中我们可以探视作者之为文人、知识分子、编辑、藏书家、艺术鉴赏家、丈夫、父亲等各方面的意蕴和社会意义。加上给日记作笺和注的卢玮銮老师和张咏梅老师提供的补充资料和提示,足以让读者重温也许久已忘怀的香江岁月,从舞动的黄沙中,看出一个时代的缩影。”


记了谢克与《新生代》一笔


在《叶灵凤日记》中,有一则日记与新华文学有关,在下册的1968年6月21日(星期五)这一天,叶灵凤形容天气“闷热潮湿·今日为夏至”,他写道:“新加坡《民报》副刊编者谢克,寄来所编文艺周刊《新生代》,去年合订本一册,嘱写文介绍并想我写一篇《我与文学》,将考虑一下再复。近年南洋提倡‘马华文学’,即马来亚一带土生华人的作品,以别于祖国大陆的新文艺,这是环境使然,(从中国去的书刊时时被禁,在当地出版者则可见)同时也有自求独立生存之意。这一文艺运动,可说有利也有害,翻阅一遍,觉得幼稚虽不免,但态度很严正。有关于郁达夫的若干材料。”


作家小思并在这一则日记加了笺:“自1958年前后,东南亚各地即限制华文书报杂志进口,先是马来亚联邦,继而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颁禁止中国出版物及电影入口令,新加坡于1958年10月22日援引不良读物法令,禁止中国43家出版社出版物入口。(详见1958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及《出版月刊》第5期[1959年1月]。)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仍严令禁止多种中国书刊入口。


这则日记也加注了《民报》、谢克及《新生代》的资料,其中《新生代》资料并由谢克提供。


日记反映香港文化生态


小思、张咏梅与许迪锵因为《叶灵凤日记》也做了对谈,在对谈记录中,小思谈到了叶灵凤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情之所系:“读过无数南来文化人的书写,对香港的认识与感情,都是浮浅的多,他们匆匆过客,并不足怪。至于因种种原因长居的,也多情系祖国,心念故乡,这是根源所在,切不断也是人心必然。正如你说,《叶灵凤日记》记录的,或隐或现的家国之情,处处可见。可是,他对香港的身世,研究甚深,珍视《新安县志》,广览中西书刊所载资料,目的要整理香港历史、草木虫鱼生态,加上长居后,儿女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对香港地也见情牵。故出版他居港日记,在理在情,都很有意义。”


张咏梅与小思都认为,《叶灵凤日记》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化生态的一面。两人从叶灵凤在日记的稿费记录中提及《成报》,查到叶灵凤为《成报》写稿的记录,反映出“著名作家除了为大报写稿,为了谋生也会为通俗报刊服务”,也因此领悟到:“研究香港文学不宜忽略通俗报刊或小报。”


关于本书的价值,正如许迪锵所说:“这部《日记》不只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其中价值,还有待读者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