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新书记录他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他多年来对本地语言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
书市走一回
本地学者郭振羽教授近日出版学术随笔集《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八方文化出版），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辗转游走在本地几所大学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了他多年来对本地文化现象与针对本地华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从社会学者到创系主任
郭振羽教授1973年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在连续签了三次三年聘约后，从此长居新加坡，至今已经47年，为“老移民”中的“建国一代”。
午后造访郭教授坐落于西部的公寓，听他在回忆中谈起，他在本地学术界，如何在机缘巧合下，在不同大学担负起不同职责。最初，郭振羽与太太罗伊菲携带一对年幼子女，自美国来到新加坡，在当年的新大武吉知马校区的社会系任教，由此开始他在新加坡的学术生涯，之后又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
1996年郭振羽正式离开任教23年的国大。在国大任教时候，郭教授于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1992年，他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到云南园创办传播学院，并于1992至2003年间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2003年，他又在南大第二任校长徐冠林邀请下，筹划成立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并在2003年至2005年间为创院（署理）院长。
2008年，郭振羽教授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1990年至2010年间，他还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创刊主编。
研究生笔下“小贩”写成“小饭”
说到刚问世的《杏坛听雨》，郭教授说，之所以出版这本学术随笔，缘自几年前《怡和世纪》主编林清如邀他写稿，设立的专栏栏名就叫“杏坛听雨”，既是“杏坛”又是“听雨”，既是“雨声”，也是“羽声”。郭教授说：“《怡和世纪》的专栏写了两年，让我自那时开始，按时间顺序，一段段的，有系统地记录下将近半世纪的学术旅程。”
《杏坛听雨》分为五辑，分别为辑一的“杏坛听雨”，辑二的“文化新加坡”，辑三的“华语和方言”，辑四的“儒家伦理运动”及辑五的“学思随笔”。
在“杏坛听雨”这一辑里，郭教授从初来乍到细说从头，记录学术生涯的点滴回忆，从1973年到新加坡大学报到，写到当前在新跃社科大学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本地大学的发展史。
郭振羽初抵新加坡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家庭社会学，二是语言社会学，并在1979年和简丽中合编出版《当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语言社会学同好阿芬德拉斯合编《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也因为有了这两本著作，郭振羽说：“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基础，自认对新加坡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可以自称为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了。”
有趣的是，在《初识新加坡》这一章里，郭振羽回忆起当年社会系每周三下午“学术研讨会”中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旧事：一件是吃惊之事，事关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贩中心）的研究报告。书中做了如此描述:“她在开场白之后，很慎重很努力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我初次接触体会（新大）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惊。”
另一次是有趣之事，事关一位人类学者在研讨室讨论“进化论”，却见窗外几只猕猴探头探脑似在探班，一时传为“佳话”，郭振羽形容，那“是社会系口述历史常提到的一个‘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其实研讨室的第11号楼紧邻植物园常有猕猴来访，“只是那次探访碰上进化论讨论，自由自在的猴子，对比关在窗内的人类，难免令人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努力做个文化摆渡人
细读本书第一辑的“杏坛听雨”，会读到当年本地学术界的一些语言与文化现象，而作为当年学术界的外来者与旁观者，郭振羽在《做个文化摆渡人》一文中描述他初到新加坡时，新加坡大学的制度和文化还是英制殖式的，每天上下午，还习惯地要到食堂喝上午茶和下午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振羽写道：“和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同事原来华语还不错，却很少用华语交谈，就算是讲华语，也要压低声音，以免‘骚扰’别人。我那时才理解到，原来在新大讲华语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是‘不正确’的。”
郭振羽也回忆起他后来接触南大纯华语的环境，校园里路名布告标语大多是华文，上课用华语，食堂里一片华语（兼方言）喧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分析道：“从语言社会和交流互动的分析中，我深深感觉到这两个社群之间的鸿沟，很大程度地制约了新加坡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依郭振羽教授的分析，新大与南大二者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语言本身，更在于彼此间的错误认知，是“傲慢”和“偏见”的错位。“英校生对华校生的态度，基本上是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认为后者封建落后，既土气又保守，跟不上时代。华校生看英校生则是充满偏见，觉得后者受‘西方歪风’影响，行为不检，思想肤浅，只顾个人享乐，缺乏社会关怀，因而有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郭振羽也坦承他个人来往于两个校园、两个群体之间，“看得出来这种以偏概全的傲慢与偏见，不能反映真相。只是这两个校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两个社群），好像是两个孤岛，少有交流，彼此间缺乏互动、缺乏了解。两边的弥合，还待有心人的努力，以及岁月的洗礼。”
至于他自己，他说：“游走在双语双文化之间，努力学习，自觉可以也应该‘做点事’，即便没有能力在两个孤岛之间建桥，或许可以努力做个文化的摆渡人吧。”
关注新加坡语言发展
作为社会学学者，研究重点包括语言社会学，郭振羽教授多年来关注新加坡社会发展，也持续观察语言状况。在《杏坛听雨》第二辑“文化新加坡”和第三辑“华语和方言”中，收录了多篇对于新加坡社会、语言课题、华人文化等各领域的思考文章。
访谈中，郭教授回想起一件有关语言的旧事：1979年4月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根据统计数字，本地能够听懂多种语言和方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他并在结论中指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没想到论文发表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代方言的“讲华语运动”。
郭教授说：“记得我当天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论文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9月初李光耀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对当下华语前景乐观
对于当下新加坡华语的前景，郭振羽教授是乐观的，在《来日风光犹可期——新加坡华语再生的契机》一文，他指出，今日新加坡社会和1980年代大有不同，这30年来，“国际局势和新加坡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不能再以当年华社面对的困境，来分析今日的局面。在今日的新加坡，华语华文根基未绝，生机犹在，正可走出谷底，争取再生的契机。”
郭振羽让数据说话，从1980年到2010年新加坡的四次人口普查，他整理了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以来，30年间华族家庭的统计资料，其中包括一项“主要家庭用语”的资料，从中看出几个主要语言的起落兴衰：从1980、1990、2000、2010的统计可知，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跌落到2010年的19.2%。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则由1980年的10.2%增长到2010年的32.6%。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一般人并不看好的华语家庭，从1980年的13.1%增加到2010年的47%，“涨幅”竟达34.6％，远超过英语的22.4%。
郭振羽也明白，许多人看到这些统计资料，总要半信半疑，“因为这和一般人的‘常识’理解相差甚远”。他说道：“新加坡一般家庭都是多种语言并用，调查人员登记的是家庭成员使用‘最多’的语言。因此，以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也会用到英语或方言；同样的，以英语为用语的家庭，也常可以听到华语和方言。就是和子女讲‘蹩脚英语’的父母，家庭主要用语未必是英语。”
郭教授说：“不论如何解读，由当前统计数字看来，虽不敢说情势一片大好，实在无法得出华语大江东去的结论。”
另外，郭教授也指出，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这3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的540万。这30年间，增加了3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或是短期居留的外来人口。这其中，又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都将发挥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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