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可以短制，只要意味深长，令人一读再读，即可化短为长。法国作家艾力克·菲耶（Eric Faye）的《长崎》胜在够短，只有百多页，却经得起再三展读回味。小说取材自一则发生在日本福冈的社会案件，作者却将背景挪至长崎，并借由人物的视角凝视出岛，再将之比附为“一间壁橱”，而“日本帝国始终假装不知道有一个窝赃犯，名叫欧洲，住进了这间壁柜里”。仿佛担忧读者无法洞悉他的用意，作者在小说中写上这段稍嫌刻意释题的话，以点出《长崎》此一地名在小说中的象征意味。
多重反讽的意味
由昔日帝国的“壁橱”转入如今寻常人家的壁柜，《长崎》意在叙述一个失业女性潜入一个鳏夫“我”的家寄身接近一年的故事。故事中人物“我”的背景，显然经过巧妙的设计，具有多重反讽的意味：是56岁的单身汉，面对老之将至（从对人瑞与机器人的报道格外关注，可以得知），养成各种习惯作为防线（却防不胜防他人的潜入），职业是气象预报员（他何曾可以预测自己的处境？），个性节俭克制（却一再发现冰箱中的食物已经“被分享”了），不应酬（他却不知不觉与另外一个“穿墙人”同一屋檐之下）。
本书可以写成长篇的素材，作者却以剪裁得当的方式写成百多页的“中篇”。小说甫始，便直入山雨欲来的前夕：独居的“我”已经隐隐发现有人闯入家中多时。 作者将故事设置于盛夏，通过“我”对蝉鸣的不耐烦，以带出人物正处于不可知状况的焦虑，“一个不寻常的状况”。不断检测冰箱的状况，听闻邻人老太太透露的线索，再到安装第三只眼睛——网络摄像机为陷阱，“我”由起疑乃至确定，熟悉的家渐渐变得陌生的住所（“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第一次通过拍摄自己的家，是化熟悉为陌生的过程，“镜头呈现出的冷酷全貌是我的独居生活”，让“我”之乏味生活原形毕露。摄像机之设备也引起“我”对婚姻无限的想象与渴望，“如果我是某家庭主妇的丈夫，就能远程观察她（妻子）的动态”，而画面上出现的女潜入者，则恰好构成“我”原先可能的二人生活图。
两相合看暗中“相知”
故事上半部，全是“我”的一面之词，也许在擒获女潜入者，故事就该结束于此。但，《长崎》的作者另有高明一处，他让58岁的女潜入者（“穿墙人”）还有申诉的机会，从她的视角补述前因后果，以平衡情感的天秤，让读者对她的处境亦生悲悯。视角的转换也让“看”与“被看”位置对调，“我”所觉得陌生的家，经由她之摸熟所有东西的位置后，愈来愈像她家。通过摄像机“猎捕”的“我”只是一时，却不比女潜入者对他长期的观察：她自诩比谁（包括“我”在名古屋的妹妹）都熟悉他的作息，他的品味，他的习惯，堪称是他“私下”的知己。在受到提控之前，女潜入者还准备以此高人一等的傲态面对即将庭上见的事主，而在另外一端，男事主却想道：“我所累积的线索已足以列出那位不速之客的饮食清单。”两相合看，这不也是一份暗中的“相知”？
孤独不分贵贱
这两个人物的设计还有诸多相似点（年过半百，同属天主教徒，同样姓氏），以拉近他们之间心理距离。不论出于自愿独居，还是出于不得已而入柜寄居，这一对平凡男女都品尝了孤独的滋味，孤独让他们不再有贵贱之分，变得平等的血肉之躯。“我”在事后不断站在“她”的位置上，想象如果自己被拍摄的状况，甚至爬上她所藏身的壁柜，他的孤独毕竟懂得回味她的孤独。“我”甚至佩服她选对窝赃的地方，“其实她的鼻子很灵，因为我家根本不会有访客住进客房”，岂不印证英国小说家格林的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总有一份佩服。”她之潜入，也改变“我”看待许多事物的方式，就像“我”看着家以外的出岛，不禁要问：“在那锁国冬眠的时代，（软禁着欧洲人的）出岛改变了我们（日本人）多少看待事物的方式？”
此一男一女的行为经由作者的描写还展现同样的共性，一个报案之后马上后悔（却来不及挽救大局），一个潜入他人之家后却离不开（另有可叹的理由），他们都做出比自己想象中严重的行为，却又对另外一方怀着无法当面诉说的愧欠。于是，小说最后一节的形式不得不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作结，以深入交代另一层真相：她究竟是谁，她选择潜入“我”家的原因。书信的内容在此不便透露，读者只须留意一条伏线，即女潜入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男事主）从什么时候开始住进这里？”这本小说的作者乍看以男事主为主角，却在最终赋予女潜入者具备潜入的资格。读罢全书，我们不免回头深思：谁才是真正的闯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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