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文学的历史∕历史的文学，《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王德威教授直言，这部文学史文章都“以小观大，指向历史可见和不可见的发展”，关心“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赋予当代意义。”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文学的历史∕历史的文学，视角多元，深入浅出，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史佳作。繁体中译本今年初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目前还没看到简体版。
英文原版在2017年问世，主编为王德威教授，他在中文版序中表明，这部文学史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以小观大，指向历史可见和不可见的发展”，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关系重新赋予当代意义。”
王德威强调这套文学史的包容性，除了题材广泛，对“中国”的时空范围定义也采取宽容的方式，可以是国家的，超越国家的，或以语言文字为主轴的（如学界近年流行的华语语系思考），欢迎读者提出疑问。
不过最有趣的是“本书强调文学有容乃大，大于作为符号的国家。反讽的是，本书简体版因为种种原因，删除将近20篇文章。为因应这一缺失，我们另增补了题材相似，但论述、措辞不同的文章。这是无可奈何的权宜决定。唯繁体版得以将删除的和增补的文章一并列入，因此甚至较英文版的内容更为丰富。”
所以说，麦田版是这套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尽善的版本。
以1635年为论述起点
不同于一般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断代点，或此前王德威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节点，这套现代文学史把眼界更往前推进，首篇即以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以“文学”二字定义相当于西方“literature”的概念，为论述的起点。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之际，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比如黎子鹏谈马礼逊对中国文学之影响时写道：“中国白话的现代性，可追溯到传教士在东南亚华语地区的文学活动。”
这180多篇文章，采取的叙事策略也不一样，比较特别的有学者关诗珮、小说家哈金所撰的虚构作品，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虚构是为了真实的小说诉求。
关诗珮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第一人称叙事，讲述1873年6月29日他在北京紫光阁晋谒同治皇帝的情况。而哈金则建基于“对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的创作体验充分研究”，以“小说式的描述”重建了当时鲁迅创作这中国白话小说开山作的过程。
此外，文学史的参与者如王蒙、叶维廉、王安忆、朱天心、余华、陈思和、李娟、莫言等人都现身说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诗、小说、散文之外，文学研究、传统诗词、报道文学、歌词、电影、舞台剧、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等文本都在这套文学史的探讨范围之内。同时它还走出了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方式，扩大到某个文学历史事件与现象的发生与影响。
虽说是编年史，但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为整体叙事争取到时空的弹性，有些篇章甚至具有“考古”意义，比如1970年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外的天使岛移民诗歌的发现，就把时间拉回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移工经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入境∕离开∕被驱逐出美国的时代。那些移工所写的旧体诗，在编译出版后，具备了全新的现代意义。
最后一篇谈科幻创作，年份定在小说家韩松《2066之西行漫记》描绘的中国已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2066年，更让这套文学史有了好玩的性格。
学者与研究对象交往故事
我特别喜欢当中学人分享他们与研究对象见面、交往的故事，比如汉学家胡志德（Theodore Huters）谈到文革期间以为钱锺书已故，直到文革结束才有机会与活生生的、学识渊博的钱锺书见面的画面。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则分享刘宾雁流亡时期几次到他家做客的插曲，侧写了刘宾雁一生追求讲真话的信念。
此外，读到钱理群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那段历史的批判特别感慨。
钱理群写道：“在由此开端的毛泽东时代里，‘投降’，还是‘不投降’，就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做出的选择，并因此决定他们的命运。”同时他也解释，当时左翼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因为怯懦或依附权势，“而是有其思想逻辑”去认同毛的说法，背后的驱动力是民族救亡的急迫性。他也承认毛泽东延安讲话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问题在于，《讲话》不是单纯的文艺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建国后，就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文艺政策，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必然将自身绝对化、唯一化，并强迫归顺、投降，就演变成了思想、文化专政。原有的合理性推向极端，也走到了反面。这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可在城市书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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