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 0 1 7 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 《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第九回 专访沈西城】
沈西城说，查先生曾经为他斟过一杯茶。
那个中午，他匆匆忙忙到《明报》交稿，平日查生不在公司，那天两人却难得遇上，因为《明报月刊》的老总胡菊人要走，金庸回来压阵。他见到沈西城，把他唤了过来，说：“小叶啊，你要多多支持，多写点稿。”说完，倒了一杯茶要沈西城喝，他接过来，小口呷着，多少年都记得那杯热茶的味道。当时他才三十出头，因为原名叫叶关琦，人人取其姓，都用上海话叫他小叶。
第一次，沈西城就用上海话跟金庸说话，金庸比他年长足足20多年，是《明报》编辑毛国昆为两人牵的缘。70年代末，沈西城从日本学成回港，于当时《明报月刊》与《明报》国际版担任日语翻译，毛国昆找他协办“中日反霸权”讲座，请来日本驻香港的特派员，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的驻港记者到于仁行（现为遮打大厦）开会，金庸是那次会上的嘉宾。
“那时的查先生开始发福，长了一张国字脸形，戴着金丝眼镜。他不喜欢说话，坐着只是听，没有发表意见，后来我才想到大概是因为他的广东话不太好。”沈西城回忆道。
日语版迟近20载
金庸好静寡言，往后两人多以书信往来，问起前尘往事，过去书信，沈西城道出两件事。在他留学日本期间，认识日本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竹内实。回港后，竹内介绍相浦杲教授给他认识，相浦正在香港大学当做客席教授。有次两人谈天，沈问相浦有否看过香港小说，当时日本人对中国近代文学认识不多，只知道当代文人如鲁迅、郁达夫或老舍，于是他告诉相浦，香港有个作家叫金庸。
“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明报》，跟查先生说有日本学者想看他的小说。他收到信后送了全套小说给相浦先生。相浦看后，急急打电话给我，说写得真好。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把小说翻成日语，他说好。但这桩事最后却没有成事，因为查生开条件，说译稿费用要待书出版再从版税中抽，教授不想冒险，最后没有译成。”
如果当年谈成，金庸的武侠小说早于70年代就已被翻成日版，如此错过，待到90年代才由冈崎由美开始翻译。沈西城说：“现在金庸的小说大多由日本德间书店出版，销路不错却不似在香港般热卖，想是金庸小说与日本文学流别始终不同，日本的小说不注重情节而重人性，他们不像中国人写小说时会想一个精细的故事，反而重视场面和人性，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晚春》，都是简单得不得了的故事，叫人用耐性解读。”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8年，沈西城在佳艺电视台工作，剧组想制作推理剧场，于是叫他到日本找推理名作家松本清张买下书的版权。去到日本，他住在日本丸之内酒店，在酒店的《文艺年鉴》中找到松本清张的地址与电话，约好隔天到他的家相谈。
隔天，他在车站旁买水果，按下门钟，甫进大宅会客室已见到一屋派头，又是象牙又是古玉。待了半小时，松本穿着和服，左手拿着烟支，右手拿打火机，来了。二人相谈甚欢，松本又带他上二楼的书房，让沈看看他写作的地方。松本清张是日本名作家，得过芥川龙之介奖、菊池宽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沈到他的书房，却见房中无书，只放了一张书桌，地方极大，地砖冰滑。“松本说，他的书放在大屋的地库，地库开了空气调节，防书纸发霉。我心想日本大作家排场真不是香港作家可比，可是当下不服气，便向他提到金庸。我跟他说金庸就像日本的司马辽太郎，他很富有，书房也很大，写的时代小说（武侠小说于日本称呼）深深影响华文文坛。”
松本一听，把自己的书题上金庸名字，交给沈西城，叫他把书转交金庸。“后来查先生收到很是高兴，又寄自己的书给松本清张，他知我喜欢研究日本推理小说，也就送江户川乱步的《探侦小说四十年》给我，可惜那题字的书后来给别人借去。年少无知也就不知珍贵——如果当时查良镛和松本清张送的是女星相片，说不定可保留至今。”说罢，他大笑。
金庸沉默是金
后来便是赠茶一事。之后再见，金庸身边也众星拱月，沈西城不便叨光，自此二人少往来。这趟访问前，他突然收到电话，说查太太看了他在报章写的短文，为梁羽生与金庸的关系下了个公允的说法，想请他吃顿饭以表感谢。“那次吃饭，我们谈到查先生、倪匡和我三个生肖都属猪，各差12年！查先生大倪匡12年，倪大哥又大我12年，确是有缘。”惟网上资料写金庸生于1924年，应属鼠，沈西城说是查太亲口所言，那年头的人来港把出生年份报早报迟一两年不足为奇。“我和查先生的私下交往不多，反倒是倪匡，我们年岁比较接近，倪大哥又什么都能讲，查生太寡言，谈不过来。”
沈西城听查太说，查先生在家很少说话，也从未听到他说谁的坏话，真正懂沉默是金的一个人。沈西城说：“查先生爱文人多于商人，尤其欣赏有真才实学，博学又爱看书的人，像汪际先生。查生不太喜欢我。不是因为我衰，而是说我不定性，小叶心野，不会安静坐下写稿。”
如今的小叶不小，当了快将20年武侠杂志《武侠世界》的社长，他现在过的是退休生活。武侠小说最光辉的年代已过，到报摊跟报贩说要一本《武侠世界》，老妇从花花绿绿的杂志中搜索良久，终于找到，书面是尘。沈西城说：“但说武侠小说已死我绝不同意。武侠小说不死，只是再没有人可以写得像金庸一样。如果有人支笔如查生一半，我敢说此人的书一定大卖。不是时代问题，好的小说一定有人看。就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像金庸的作家出现，才是这种局面。”
武侠小说三流派
沈西城不曾认真写过武侠小说，却读遍武侠著作，对武侠小说发展如数家珍，先不说历朝远古著作，沈西城说：“武侠小说自民国初年兴起，分有三派：北派、南派和新派。早在20年代的上海、北京已有人开始写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写《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又或是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都轰动一时，两人为北派武侠小说鼻祖。后复有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写女侠锄奸，开创武侠小说的阴柔派别。之后又有民国五大家，但五人的书却已后继无力。
“直至1949年，内地变色，武侠小说移植香江。林世荣弟子朱愚斋写了《黄飞鸿别传》，深受欢迎，算是南派开始。再到50年代，吴公仪、陈克夫擂台比武，太极大战白鹤，轰动港澳，金尧如见势叫《新晚报》老总罗孚找人写武侠小说，找来梁羽生，回响极好，于是多找一个人，叫查良镛。”
沈西城说，查氏族谱之大，势力之广，叫金庸不知自哪听来乾隆不是满人的传说，便把故事当成蓝本，再加上《水浒传》故事，写成《书剑恩仇录》，如此一鸣惊人，香港始出新派，先是梁羽生后是金庸，第三算到古龙。
世界需要韦小宝
沈西城说：“古龙初初在台跟着葛青云、梁羽生，后来仿效日本推理小说诡秘、幽怨与散文式的写法，终成一格。”但这新派三大名家，在世的却只剩下金庸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叫武侠小说从此寂静。“金庸笔法最雅俗共赏，不会太雅叫人觉得你故作高深，也不会太俗叫人看得不欢喜。”
沈西城说金庸也是营商有道，进退知时的人。他猜金庸收笔前最后作品《鹿鼎记》的韦小宝原型人物为上海青帮传奇人物杜月笙，二人一样不学无术却能进出十里洋场。“韦小宝多人喜欢，不是因为他是小滑头，而是我们的世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不是需要在街上扔石仔的年轻人，也不是需要那一些已经埋没了良心的所谓爱国商人。”沈西城叹说。
沈西城：
原名叶关琦，生于上海，早年于日本读书，为六七十年代香港报人，曾任电视电影编剧，著名剧作有《京华春梦》及《龙虎风云》，90年代开始任职《武侠世界》。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
插画的意义
自从法国演员、幻术师、舞台及服装设计师兼电影人Georges Mｅliｅs在20世纪初发明电影分镜，到差不多七八十年后，漫画、插画和电影渐渐统合了一套强调戏剧性的共同语言。从当时到今天，当我们回顾1950年代姜行云（云君）老师的金庸小说插图，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时香港社会对小说插画的要求，主要是锦上添花地让人想象由文字建构出来的幻想世界，因此并没有将插画视为一种创作媒介来欣赏。
我们以明河社新版发行的《连城诀》插图作为例子。如果从今天眼光来看，假如没读过小说，光看这12幅插画，会发现若试图从插图来理解小说发展会产生以下有趣问题：
1. 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2. 每个章回的高潮在哪里？插画师和作者所理解的戏剧性在哪里？
3. 哪里是故事的起承转合？
4. 插画师希望读者的位置／观点在哪里？
从姜老师的插画，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中叶香港小说插图承自通俗“小人书”概念。每幅插图均不会意图写情或写景，只是纯叙事，虽然当中已有借用当时武侠片的处理，即以长镜头直落“记录”戏曲武打，强调一套套花式的“过场程序”，而非拳脚带来的力度和攻守者的情绪，但我看姜老师作品一大特色，是他选择作章回注脚，往往能从中解读出中国文化那种因为对浮世无常的无力感，因而产生对永恒的饥渴，但那种“永恒”却不尽人意。如第八回《羽衣》的插画，文字写的三人困兽斗加人类相食后，女主角水笙替身心俱负重伤的男主角狄云披上自己的羽衣，但狄云先前含冤三年，并被水笙误为淫僧恶棍而赌气将羽衣踢走，插画选择“定格”于狄云爆发踢羽衣一刻，而非较有戏剧张力和强调气氛以写各人心理状态的困兽斗，从这取向，可看到时人往往选择忽视压力的源头，即周遭环境，而选择单纯宣泄由压力所带来的情绪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