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萱：他没有上过战场

（退休新闻工作者）

佩雷斯一生在战争的血泊中“梦游”挖掘和平，纵使未曾实地涉足战场，作为“和平的工程师”，他毕生投入的心血努力却从未脱离战场。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不久前以和平老人身姿辞别人世，在他悠长丰富的生平事迹当中，很少被人注意到的极不寻常的一点，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在艰辛复国的以色列现代史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又尤其身为重建以色列的第一代军事外交决策领导人群中举足轻重的要员。

佩雷斯生于波兰，在锡安主义号召下，童年随父母举家迁回以色列祖先本土，在当年还称为巴勒斯坦。很年轻便踏入建国政治核心的佩雷斯，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由于深获“老头子”明古连赏识重用，他24岁开始着手国防事务，为锡安作战部队负责购买军火，兼顾情报及武备有关的科技，这也使他顺其自然地在国家初建雏形期间，被授以主管以色列核电建设发展的重任，说他是以色列防卫工业之父可当之无愧。

佩雷斯一生足足70年（24岁以前不计算在内）的功绩数之不尽，重要的是，无论当时所处局势顺逆如何，他个人身负何种职衔，佩雷斯都称得上鞠躬尽瘁，功成大业，本文从略。我比较敬佩的，是他在执行决策时，往往以国家前途，民族权益与人道精神作为出发点。例如，80年代他引入俄罗斯境内的50万犹太裔，做到了成功营救在俄的涉及锡安运动囚犯。遗憾的是，生活中与犹太传统习性脱节过久这一大批移民，不但为了安置他们的居住对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族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日常冲突加重，加深了阿拉伯居民的不满，逐渐酝酿成祸之外，当地以色列人也大为不满他们不忌讳吃猪肉的做法。这方面佩雷斯本人不可能全盘负起责任。此外，我也曾亲身向俄罗斯犹太裔社群稍微了解过，他们“移民”到以色列的背后动机是移到美国，或其他比较容易适应的外国。好心没有好报，这恐怕是佩雷斯始料不及的。

附带一笔，因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也是犹太族，犹太人的传统是根据母系血统计算子裔，因此他的儿女都以犹太裔资格进入以色列定居，据闻之后移居澳洲悉尼。

就表面的形象特长而论，佩雷斯和拉宾一文一武，配合搭档为国效劳再好不过。问题是，一山不能藏二虎，当这两人的实权都达到巅峰的时候，谁甘拜下风当副手一点就必然引爆冲突。我以为，拉宾心底难免有些藐视佩雷斯的意思。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74年两人竞争工党主席以接任梅耶夫人的总理职位继续执政到举行新大选；当时拉宾便很干脆的公开说：“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最终佩雷斯败给了拉宾，不在话下。

“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杀伤力之大无异“近距离射杀”；何也？我的答案是时也，命也。

首先，处境促成以色列的惯例，历任总理都是战绩彪炳的军人；梅耶夫人例外，分别在于她究竟是女性。佩雷斯终生没有入伍当兵，这使他在欠缺安全感的一般人民评价中始终不够分量。

其次是1973-74年正是以色列生死存亡的敏感关头。

1973年安息日之战，阿拉伯邻国乘其不备大举围攻。由于国民正遵守安息日，以色列国防部花费将近两天时间才能召回军队赶赴前线。那两天里前线不足4万名常备军浴血苦战对抗总数30余万的阿拉伯军队，堪称战争史上空前仅见的一役。以色列虽然最后转危为安，但死伤惨重，国家元气大伤，执政的工党总理梅耶愿负全责，鞠躬下台。当时国防部长是独眼将军达扬，他更是难辞其咎。

此战的出色军人多是拉宾训练的部下子弟兵，包括虽然在敌对的利库德党可是和拉宾惺惺相惜甚为投机的萨隆，以及直接在萨隆属下后来相继当总理的巴拉克和内坦亚胡两人；时势造英雄，一时间拉宾声誉扶摇直上。

不幸的是，工党内提名及支持佩雷斯的是达扬，以色列人惊魂匍定，感觉上自然很难接受。这是现实，也是命运对佩雷斯的捉弄。尽管他对国家多方面贡献殊巨，拉宾所说“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确实不假，应无可深究。

拉宾初挑大梁，在佩雷斯的坚持施压之下，放弃自己原定人选而起用佩雷斯为国防部长，自此两人之间风波迭起的合作更上一层楼。实际上，佩雷斯在拉宾内阁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永远是国防部长兼做外交，他以国家生存前途的为主位的思考，对周边环境的深刻认识以及高度成熟的外交经验，坚忍和诚意，“物超所值”地巩固了拉宾政府，说拉宾不可一日无他也不算过分。

有趣的是，曾有埃及人对我说，以色列人的优点是“在家里打自己人，出去就打外人”。依此看来，拉宾和佩雷斯个人之间竞争摩擦不断，同时在国事大节上又放下私隙紧密合作，正是犹太人最可取的民族特性。

1994年10月佩雷斯、拉宾和阿拉法同获诺贝尔和平奖。我永远记得拉宾的讲词，他痛苦犹豫的表情，以及阿拉法的沉重阴郁，照片中只有佩雷斯露出真心喜悦的笑容；因为那是他真诚奔走所得的结果，另外两人只是付出了他们的“同意”。我深深觉得，佩雷斯一生在战争的血泊中“梦游”挖掘和平，纵使未曾实地涉足战场，作为“和平的工程师”，他毕生投入的心血努力却从未脱离战场。

领和平奖当晚佩雷斯不小心摔了一跤，鼻子稍稍擦破了皮。当时走在他身旁的拉宾伸过脸来，关切地问：还好吗？没事吧？那股政治以外的兄弟情十足亲切。再怎么样也走到了“终身伴侣”的地步啊，哥俩！

悲哀的是，和平只维系了一个短时期便破碎了。更悲哀的是，将近20年里和佩雷斯一起为以巴和平协议拼全力的挪威外交部长霍斯特，在和平奖颁奖仪式上不受瞩目事小，不很久之后他竟然真的心力耗尽，心脏衰竭而死，为以巴和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至今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这一道被人遗忘的新闻。为他人的性命平安尽力到忘我境界，人道爱心就不是空谈。魂兮归来！联合国在霍斯特的遗照前应该忏愧。

2007年佩雷斯终于步上他政治历程的最高峰，成为以色列总统。我问拉宾的前幕僚有何感想时，对方回答：还有谁呢？老一辈的都不在了。言下之意，仿佛佩雷斯一无可取，不过是“老一辈”的只剩下他了。当时我感触之深，无言以表。

佩雷斯不仅是犹太复国的第一代精英，也可说是仅有的“福寿全归”的一位。且看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以色列首位对埃及和谈的总理贝仁几乎是被萨隆的黎巴嫩屠杀活活气死的，拉宾死在本国公民的子弹下，是最大的讽刺，萨隆在昏迷状态中顽抗死神八年之久，令人扼腕。他们都不比佩雷斯得享晚福高寿。

任重道远，佩翁终于跑到了美好的终点。Shalom佩雷斯，Shalom。（传自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