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敬重查大侠 射雕攻破中国武林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 0 1 7 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 《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金庸这名字，随着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从初现文坛至广为人知而名满天下，前后已逾一甲子！未读金庸的作品前，我因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在新闻专业，已闻其名知其人，知晓他本名查良镛，老《大公报》，先沪馆后港馆，又自立门户创办《明报》……这些都属现代新闻史的知识范畴。我曾想过，查先生是幸运的，在中国大陆报馆工作，一个新时代开始前南来香港，毋须应对与政权更替相伴的除旧布新，继续译外电当编辑，虽然紧张辛劳亦清苦，但这本行胜任愉快，游刃有余。况且，他身居的港岛不大，可供想象、创作的空间却极大，似无边际也无禁忌。满腹经纶和笔下才华，只需一个激发灵感的触媒。

1954年1月17日下午，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吴公仪与陈克夫在澳门新花园一场比武，耸动远近，催生了香港《新晚报》副刊的武侠小说连载，编辑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初开风气。一年后，金庸也在主编敦请下展纸动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以《书剑恩仇录》亮相，继之《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神雕侠侣》《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鸳鸯刀》《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编按：初名为《素心剑》）《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和《鹿鼎记》。这15部巨构和短制，花开香港，五彩斑斓，芳香四溢，迅即香到了海外各地，凡有华人处，莫不读武侠。据我目睹所见，在美国许多地方的社区图书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书架上必备之书。

可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与香港血脉相连的中国大陆，似有高墙阻隔，气息不通，人们还不知道香港有如此杰出的作家，有如此优秀的武侠小说。墙里墙外，实乃两个社会、两种制度，意识形态及文学生态迥然不同。当旧时代刊行、遗存的武侠小说被视作毒草、糟粕遭致批判、禁绝并付之一炬时，新社会又岂会容许同类作品从境外传入？何况进入思想定于一尊、文艺遵循样板的时期，与思想、样板格格不入的武侠小说作品更如同洪水猛兽，都被拒之门外。中国大陆同胞与金庸同种同宗同文却无缘一睹他的武侠小说，直到盘踞高位的江青集团垮台，这长期持续的局面才逐步扭转。1979年，侠义古旧小说解禁出版，电影《少林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等武打片随后播映，带动了武侠小说热的升温。第二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在广东率先出版，新派武侠小说自此进入中国大陆。

金庸及其作品后在中国大陆登场亮相，却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1981年7月18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应邀赴京的金庸。他知道客人是香港《明报》创办人、社长，当地的舆论领袖，但在福建厅门口握手迎接时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原来，这位主导中国全局变化的政治核心人物，是金庸武侠小说最早的中国大陆读者，是其作品的“老朋友”。

早在1973年3月，邓小平从谪居之地回京重返政坛不久，即托人从香港购入一套金庸作品集，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时，津津有味地阅读，据说读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他对金庸的那几句寒暄，显示这并非纯属消遣，而是将自身的政坛起伏联系小说人物的命运思索人生，从精神上产生共鸣并汲取力量。

就在邓小平会晤金庸那个月，《射雕英雄传》开始在广州创刊的《武林》杂志连载，两期一回目，到1982年5月共刊出前四回。其间，该刊洛阳纸贵，一册难求。据说，1981年京城某出版社广州分社，率先翻印《书剑恩仇录》上、下两册，在当地新华书店发售。1985年4月，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书剑恩仇录》，是中国大陆最先获得作家本人首肯而面世的金庸武侠作品。一炮打响，从者如云。眼见读者众多，求书若渴，北京、长春、长沙、西安、合肥、沈阳、福州、济南、哈尔滨、南昌、杭州、牡丹江、石家庄、成都等地，10多家出版机构或是有发行能力的单位，竟然不经作家许可，纷纷印行各种单行本。短短三数年，几十种金庸的小说充塞书肆书摊，几乎都属盗版。那是中国尚无知识产权观念的年代，金庸蒙受了巨大的版权损失，又获得了巨大的读者市场，写下现代出版史上最奇特的一页。

直到1994年，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得到金庸本人授权，连续出版共12套36册的《金庸全集》，使他的武侠作品首度以正版全貌在中国大陆亮相。这时，距金庸完成全部小说创作已经22年，中国大陆读者得窥全豹何其迟也！

1999年，三联书店又发行一种开本较小的“口袋版”，如同香港袖珍版、台湾文库版，让人携带和阅读更为方便。进入新世纪，广州出版社接续金庸作品的中国大陆版权，先是2001年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印行的《金庸作品集》，接着是2006年两家合出的“新修版”口袋本，此后有2008年的平装版、2009年与朗声图书合作的软精装和2010年的文库版……20多年来，不论以何种版本、样式印制，金庸武侠作品在中国大陆始终畅销，赢得了老中青三代读者。正是在神州处处读金庸的氛围中，人们眼界大开，恍然顿悟：当代中华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还有新派武侠小说这朵芬芳沁人的奇葩！

从这当中，我在成功报人查良镛之外，又认知了作为小说家的金庸。不同于那些旧式武侠小说，主题不出武功秘笈、报仇雪恨，着意渲染拳来脚往、刀光剑影，金庸的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博大，有历史，亦有政治；有江湖，亦有朝廷；有人性，亦有爱情；有宗教，亦有哲理。情节复杂奇幻多变，篇篇写的是故事，千转百回，曲折变化，常有出人意料之处，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有时感觉也像神话，有时感悟又似寓言。

人物形象鲜明丰满，正角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萧峰、令狐冲、杨过、郭靖、黄蓉、小龙女等，反派如康敏、慕容复、岳不群、鸠摩智、白世镜、耶律洪基等，亦正亦邪如韦小宝、谢逊、任我行、赵敏等，正角各具特点，反派各自有别，亦正亦邪也不雷同。语言通俗晓畅洗练，读来初觉平常，但细细咀嚼，发现写史事有胸怀，写武打有气韵，写情爱有温婉，写景物有白描，写哲理有深意。

博览群书的金庸融汇前人众家之长，将武侠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表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而，这些作品雅俗共赏，畅销多年，历久弥新，还不时被改编摄制影视剧，在银幕和荧屏展映，老少咸宜，家喻户晓，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旺盛不衰的最佳例证。

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远弗届，深入人心，影响之大逾越了文学作品本身，而演变为一种时代的符号。从2015年香港上市的《张春桥狱中家书》可知，这个江青集团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后期服刑期间，对家中后代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忧心忡忡。他不改一度曾为中国大陆意识形态总管的本色，听过一遍电台播出的《笑傲江湖》，便在给女儿及外孙的信里质疑：这部武侠小说究竟是说什么？作家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他还认定金庸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无法和鲁迅比，因为“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他们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有根本区别”。这些说法散发着文革思维的陈腐气息，令人掩鼻失笑。

于金庸而言，不是某种主义的信仰者原本正常，与鲁迅也没有可比性，更毋须把古代的令狐冲塑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幸好，江青、张春桥在文化艺术领域当道的日子早已终结，不然的话，中国大陆可能至今还是文学作品只有鲁迅可读，艺术表演只有几出“革命样板戏”可看，武侠作品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金庸的小说不会有一席之地。张春桥的家信，未知能否转变其后人对金庸及其武侠作品的看法，但中国大陆读者对武侠作品的热情，对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尊崇，肯定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减弱。套用革命岁月流行的一句旧词形容，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近世中国，个人的命运，往往随着大时代的浪潮载浮载沉，文化人尤难例外。若不是40年代末中国改朝换代，金庸或许后来不会在香港构筑完成文学的武侠世界；若不是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金庸或许后来不会在庞大市场赢得数以亿计的知音。我又想到，查先生终究是幸运的，因为其武侠作品的中国大陆读者中，有一位是邓小平。他的阅读范围和审美趣味，与普通读者几无不同，符合泱泱大国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客观需求，新派武侠小说才得以进入中国大陆，任由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的巨大读者群体阅读、赏析和评论。故此，金庸及其武侠小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馈赠。

资深媒体人，祖籍山西，生于上海，先后获中国复旦大学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复旦大学执教，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 《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和《海角片羽》等，常在中港澳台报刊发表文史随笔。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