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星空 章星虹《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序

（退休新闻工作者）

章星虹的旅人书写，以“星洲”定位，让我们猛然惊觉，自己生活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如此诗意饱满的名字，在热带浩瀚的夜空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读中学那年，课文有一篇《热带三友》，以中国传统的“岁寒三友”，将南洋常见的椰树、芭蕉和木棉树，称为“热带三友。”

作者杜运燮，出生马国，住过新加坡，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两地文化之间的写作，使他成为两个文化世界的中介者，一位具有旅人风格的作家。

1950年他在本地所写的热带三友，即借用中华文化传统意象，描写南洋热带的本土形象，无论写作动机或观察视角，体现的都是一个文化“旅人”书写的情感与思维。

文化旅人书写的意义，在于能够以旅人之眼，用心观照，纵然置身寻常景观，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发现。

章星虹《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明确以旅人为写作定位，显示作者明白旅人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环境里，以一个文化旅人的视野和视角，细心观察和探索，自然可以更从容走进一般人不察觉的领域，打开一片自己的新天地。

早期旅人远行不易，所见所闻皆为新鲜事物。章星虹以“现代旅人手记”为写作定位，标示具有“现代”特质的旅人书写，自然和早期旅人有所不同。

资讯时代，网络改写了旅行的新鲜感，现代旅行的定义和意义，亦已随变化而变化。相对于一般观光客追求的快感，具有文化感的现代旅人，会更多地追求旅行的意义感，运用旅人之眼，在已知世界里重新发现未知的风景，重新建构旅行更丰富的意义。

本书英译书名，悄然透露了作者对写作身份与与书写意向的思考和铨释。

对“旅人”一词，英译书名并不使用一般性的Travellers，而特别采用Sojourner；前者意思是旅客，后者为旅居者，依中文传统用词，就是过客与客居。

过客和客居，虽然都是旅人，却有逗留时间长短之别，对地方的认识与感情有深浅之分，当然会影响观察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章星虹的现代旅人书写，选择以“客居”身份，点明了这一系列写作的用心、视角与特色。

人生如寄，每个人在自己生命与所处世界之间，既可以是过客，也可以是客居。过客匆匆，纵然过处留痕，不免总会流于浮光掠影；一个客居的文化旅人，则能更从容审视自己所注视的对象，对自己所在的地方，也会更有感情的体会。

有了感情的体会，如同人生的相遇，眼前笔下，字里行间，总会流动着作者生命与地方酝酿的温度，让所书写的场景和形象，更有感觉，更能让人念想。

实地行走是旅人的特点，章星虹的旅人书写，就是不断亲自面访和参访的现场手记，过程真实，成果珍贵。

这一系列手记，以文化为主轴，通过人、物、事三面向，细细梳拢编织一段正逐渐离散的文化记忆。

手记里的南来文化人，依次有书业先驱张元济、画家张汝器、历史学者许云樵、作家韩素音、报人李星可、女画家张荔英 、诗人丁家瑞、作家刘以鬯、医生摄影家波鲁宁。

这些南来文化人，每个人和新加坡都有过一段生命交集的因缘，时间跨度近百年，拼凑起来，就是新加坡一份独具意义的阶段性文化生命构图。

面对如此多元面向，章星虹采取的是多样化的处理，形成一片生动的人文景观，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发现”。

例如张元济和广州的特殊关系，许云樵也写儿童文学，张汝器对新加坡漫画与南洋画风的开创及赴难前的最后身影，刘以鬯在本地与太太罗佩云缔结异地姻缘，韩素音在本地收养穷女孩为女儿，及韩素音华人作家身份与本地华文报人的特殊关系等等，都是既严肃又有趣的真实史料，若非相关人士或当事人的叙述，可能就成为过眼云烟，消失无踪。

章星虹还特别注意到这些史料的一些引申意义，例如关于韩素音被认为华人作家身份，与本地华文报章记者“译写”的关系。

韩素音的中文水平并不足以从事文学创作，却常被认为是华文作家，这个“美丽的误会”，除因报人李星可把她的小说翻译成华文，更要归功于当年本地华文报章的采访记者，因为他们把韩素音的英语演讲，第二天以华文报道，让人们以为演讲内容全是华文，塑造了韩素音是华文作家的具体形象。

章星虹特别指出，这是本地华文报章记者的一大特色——译写！

多年来，在新加坡以英文为主的大背景下，译写始终是华文报记者最基本的日常工作要求，显示本地华文报记者与文化人，是本地双语文化最早的实践者与真正的推动者，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应忽视的特殊位置与意义。

“城市行脚图”和“星洲-香江书业故事”的写作视角，则超越“人物”身影，转为不被人注意甚至几乎遗忘的一些文化“秘密”。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在新加坡设立“外洋第一分馆”，究竟开设在什么地方？战前多位文化人与艺术家经常聚会的期颐园，究竟“芳踪”何处？战前和战后，中峇鲁住宅区居住了许多文艺界人士，那又是怎样的一幅人文图景？市区里的苏菲雅山，究竟指的是哪位苏菲雅？新加坡市区边缘有一些充满热带风味的“黑白屋”小区里许多“奇异”的西方路名，它们和这些房子的身世有何关系？

对这些地名或建筑，只有以旅人好奇的一双眼睛，才会去注意和发现这些几乎遗失的文化线索和故事。

章星虹的寻找，既有查阅文字记录及采访老一辈忆述的“传统”方式，还结合了早年的报章广告、老照片与地图，对比相照，按图索骥，这是过去本地类似文史研究比较少见的途径。

图片和地图，恰是现代旅人行走的象征。这种图像研究法，使旅人书写有了几分“城市考古”的趣味和意义。

从本地许多旧华文书刊，挖掘出一个深具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更是书里分外精彩的一笔重彩。

上世纪50年代，随中国大陆书刊被禁止进入本地，香港成为众所周知的中华文化中转站，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场变局中，新加坡书业也曾主动出击，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对当年本地世界书局主动北上香港，打破书刊来源中断困局的行动和结果，章星虹作了深入与全面的追述，应该是迄今对这场“文化行动”最清楚的一次发掘。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这项文化行动，并非纯粹只是出自商业考量，而是具有追求双向文化交流的构思与愿景。

世界书局“北上香江”，除了以迂回策略，将中国书刊与华文教学课本输入本地，还在香港出版本地文学书籍，创办定期杂志，将本地文学作品，引介推进香港市场，尤其是《南洋文艺》文学月刊，更采取新港两地合作组稿，在香港出版的独特方式，具有很超前的“跨界合作”出版概念。

这些本地书业策划与推动的大量“香港出品”书刊，可说是亚洲华文出版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事件。

一本本陈旧的华文书刊和课本，竟然牵动一场时代文化风云，读来令人心醉，更令人感怀。

由于许多当事人均年事已高。这些“秘密”，若非章星虹努力“抢救”，恐怕不久也会消失在时间的烟尘里，无知无觉，就成过去，留下一片空白。

时过境迁，风过无痕，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事，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没有认真注视的眼神，好像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吗？

星洲是新加坡的别称，当年是本地常见常用的名词，但今天或许已可加上“曾经”二字。

近年来，不仅本地几乎再未见任何新生的“星洲”事物出现，甚至连这一名词仿佛也渐渐退出本地生活的视野和记忆。

这种微妙的变化，追溯起来，似乎自1983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大报章合并后，就静静地发生了，只是多数人们没有察觉，也就渐渐失去知觉。

章星虹的旅人书写，以“星洲”定位，让我们猛然惊觉，自己生活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如此诗意饱满的名字，在热带浩瀚的夜空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社会用词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更显示社会文化记忆的变化。

无论星洲或者新加坡，都在南洋热带，属于南方的国度，同样属于南方的天空。

一本《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让星洲，星光，星虹，一连串的星星，聚集起来，交织构成一张时代记忆的星图，让大家可以在南方的星空里，各自看见自己的位置，或者是过去的记忆，或者是如今的容颜，或者什么也不是。

如此星辰如此夜，你觉得，自己会看见什么呢？